编者按

今年1月15日，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上海）事务所以现场与线上相结合方式举办2021年度总结大会。一如既往，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作“回顾与展望”的讲话。作为一名拥有35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吕红兵律师结合学习党史的体会，抚今思昔，展望未来，以“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出发点，纵论新时代青年律师的选择、信仰与奋斗。“恰似风华，从心绽放”！“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又到年会时，又是谈心际。

今天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其实故事就是历史。为什么辞旧迎新时、迎来送往日，最适合讲故事、说历史，这是因为，抚今思昔是为了展望未来。正可谓：让历史告诉未来！

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历史则是预知未来的科学。我举个例子，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近几年有三本书很流行，一本叫《枢纽》，另一本叫《溢出》，还有一本叫《破茧》。他说“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的确，如果《枢纽》是述说历史，而《破茧》则是预知未来了。当然他构想的未来并不是空想、幻想，而是建立在历史的经验总结和教训提炼基础上的思考、思想。例如他对“全球数字治理联盟”的谋划，就充分借鉴了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倡导并推动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历史。而他又从作为美国立国精神的清教精神说起，探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未来走向。

村上春树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不是过去的东西。它存在于意识内部，或者是潜意识的内部，流成有温度、有生命的血液，不由分说地被搬运到下一代人那里。”

正因如此，从这一角度，你也会更加能够理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重要历史意义。如决议本身所言：“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席大大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一

故事从一部电视剧说起。回望年中七月，本人“内外交困”，内者高烧39，外者酷暑难耐。高烧不敢出门，酷暑不想出门，特别是吊水一星期、每日四小时，受针所累、受绳羁绊，寸步难行、坐享其“读”。读什么，读党史！其实一直在读，此刻集中“悦”读。正巧各地卫视轮番热播《觉醒年代》，翻来覆去看，跳跃穿插看。拍得不错，演得精彩，跌宕起伏，荡人心弦。不过看来看去并不过瘾，于是看书、于是读史、于是阅传。

《五四运动史》《陈独秀全传》《永远的新青年——陈独秀与五四学人》《蔡元培传》《胡适杂忆》《胡适自传》《鲁迅传》《鲁迅的人际关系》《鲁迅与胡适》《毛泽东与鲁迅》《鲁迅与孔子》，以及《火种》《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毛泽东年谱》……

爱不释手，手不释卷；一目十行，粗阅有之；读后感言，精读有之；比较鉴别，相互印证。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真想退休之年，闲来写几本小册子，题目我都想好了：《陈仲甫的朋友圈》《李守常的朋友圈》《蔡孑民的朋友圈》《胡适之的朋友圈》《周豫才的朋友圈》《毛润之的朋友圈》……

真是一次思想净化、精神升华，感悟良多，受益匪浅！就像党史专家说的，跟着共产党学创业，跟着共产党学交友，跟着共产党学队建。

的确，平均28岁的13个人开了一个会，建立了一个党，而如今这个党从50多名党员已经发展到9,300万党员；28年后，这个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专家对此惊叹：人类奇想，人间奇迹，世界奇闻！对了，毛泽东时年28岁，号称28画生。我们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上海成立至今亦28年，更应不负韶华，再创辉煌！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是2017年10月31日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的讲话中引用的名句。大家都去过一大会址，其中也悬挂着董必武同志题写的这句话。此言出自《庄子·人间世》，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比较简单，而到事情快要结尾的阶段，想要完成原来预期的计划，达成预期目标，就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想到，搞大了；搞大了，接着干；接着干，不容易；不容易，还得干！

上海一大纪念馆将长期放映《1921》，这是一部以李达同志为视角展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部电影。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鹤鸣兄：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1949年底，李达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我在想，大家今天都在学习党史，有的可能基于任务，有的可能应付了事，有的可能觉得好玩，有的可能纯属欣赏。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因改造自己而读书，为创造未来而学史。正如总书记要求大家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我也一直给我们事务所党委建议，少一点蜻蜓点水式的红色旅游，多一些气定神闲般的攻读史书，应当“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今天上午8:45，就在咱们年度总结大会开始前十五分钟，我收到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的一条短信：“吕红兵同志：今天是您入党35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希望您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同时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的确就这么巧！此刻，作为一名拥有35年整（一天也不差！）党龄的老党员，来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到革命家的思想轨迹、革命生涯、人生道路，我总结为三个主题词：抉择、信仰、奋斗。

二

百年之前，国难深重。有志之士，忧国忧民，致力寻求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人类解放之路。

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50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50年来中国人的“学问进步”分成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为其代表。所谓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争期到民国67年间止，这20年间他们觉得我们的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一件搬过来，代表性人物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感觉社会文化是要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体制决计不可能，代表性人物便是胡适等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所谓“全盘西化”。

在《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这本书中，作者房向东认为，梁启超写这篇文章时就认为胡适是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未免为时尚早。纵观胡适一生，总体上来看他是属于温和渐进的立宪派的，他一生所追求的是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来。梁启超所言第三期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首在立人”、一生孜孜以求于国民性改造的鲁迅。

鲁迅的思想发展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以医学救国为目的来改造中国，大致相当于梁启超所谓第一期思想；他的非凡之处在于直接跳过了制度救国的第二期思想，而以提倡文艺运动救国进入到第三期思想。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注重制度引进和制度设计，而鲁迅一生的事业是在于批判国民劣根性，启蒙国民，他做的是更加基础的工作。鲁迅“立人”，这是治本之策。

鲁迅抉择的故事大家都比较清楚。他在日本跟着藤野先生学医学，正学得起劲，一件事情突然改变了他的生活。一天课堂上放时事幻灯片，内容是日俄战争期间，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枪毙，日本学生山呼“万岁”，而围观的中国学生也在酒醉式的喝彩。鲁迅震惊了，他痛切地感到：医学并不是一件最要紧的事，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枪毙事中的靶子。他认为头等重要的事，还是改变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

其实，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领袖们也在抉择。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听了胡适的劝告，不再参加学生运动，专心做学问了。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在李大钊的引导下，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胡适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五四运动后，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胡适认为主义扯得多了，就变成时髦的口号，而失去原本的意义。所以他提出了研究问题的主张，一切问题都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他后来的学术思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应该说，这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但胡适否认“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胡适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倡知识分子应该费力去研究具体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从政治上探讨用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他进而劝青年多进研究室，“整理国故”。鲁迅总的思想是要青年关心实事，参加现实斗争，而不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胡适和鲁迅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已渐行渐远，一个是场面上的显贵，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国民公敌”。

李大钊和胡适也是好朋友，但是依然展开论战，写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其中心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早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他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这是中国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1919年5月，他又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述。

史有“南陈北李”！这是“北李”，我们再说“南陈”。陈独秀办了一个《新青年》杂志，为什么办杂志？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需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办杂志宣传新思想。1914年《青年杂志》创刊（第2期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亲撰雄文界定了“新青年”的六个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觉醒年代》以及不少建党主题影片中，都可以看到新青年们包括毛泽东都在慷慨激昂地朗诵这六句话。此六句箴言，于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1919年12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又写了一篇文章，谈“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的确，大同社会，美好世界！

这一理想蓝图如何实现？仁人志士有诸多设计，有互助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科学救国，有教育救国。陈独秀思想上真正的飞跃，还是1920年来到上海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一起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文章中陈独秀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论述，谈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民主。应该说，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从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

从这些历史片段中，我们看到的陈独秀非常有风格，非常有傲骨。举一个例子：1933年4月20日，陈独秀的第五次入狱。为了帮其洗脱罪名，章士钊在法庭上为其作了53分钟的辩护。陈独秀却不以为然：“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结果，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8年。法庭辩护中，印象深刻的是陈独秀的一句话：“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陈独秀也是一个非常有情趣的人，例如我们就可以跟着他学习语言艺术。陈独秀曾痛斥章士钊：“章士钊拿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段祺瑞的钱办的《甲寅》，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张宗昌的钱办的《甲寅》，更是放屁狗了。”鲁迅曾形容：“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瞿秋白等人亦有过相似的看法。记得陈独秀说过：“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陈独秀晚年的诗句“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发人赞叹也令人唏嘘。

我们再说说毛润之。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积极响应，创办《湘江评论》，这是他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在《创刊宣言》中，毛主席发出了热情的呼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后来他又写了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民众起来之后怎么办？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两条道路。胡适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积极响应，拟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了教育、女子、劳动、华工、交通、财政等71个大问题，中间又包含许多小问题。寻路当中，抉择之下，其实很痛苦。1920年毛泽东就说：“我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直到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并畅谈了马克思主义问题。毛主席后来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电影《1921》中也有“陈毛会”场景。只是陈坤扮演的陈独秀在年龄上过于“新青年”、形象上颇显弱小、气质上也便难敌，在冯远征演绎的《建党伟业》版陈独秀，特别是于和伟塑造的《觉醒年代》版陈独秀面前，也只能是“小陈见大陈”了。

毛泽东的好朋友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革命政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终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情况下作出了最后选择，这正是他经历曲折的心路历程。

我们再说说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1913年15岁时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学校有结社自由，于是学生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周恩来当会长，参加反袁运动，反对“21条”，后来入大学班，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带头人；1919年12月参与抵制日货运动，遭受半年牢狱之苦，并被学校开除。第二年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一方面有奖学金，另外和天津《益世报》签合同当特约通讯员，有稿费，于是读书写文章广泛交友，走上革命道路。

在法国期间，周恩来与赵世炎一起学习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主要成员，并一步步成长为中共主要领导人。

谈至此处，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听到的、看到的，绕来绕去都绕不过一个人，谁呢？蔡元培！看《觉醒年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角、处于五四运动的C位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能成其为舞台、平台的搭建者、支撑者，无不是蔡元培。学中共党史：1927年血雨腥风，向蒋介石提出“清党”者，却是与陈仲甫、李守常渊源颇深、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长的蔡元培。忆鲁迅先生：今年逢鲁迅先生诞生140年，于是读纪念他的书，再次读到这幅挽联：“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重，莫作空头文学家。”其作者：蔡元培。走在马路上：抬眼一看，上海音乐学院，其创办人之一（另一创办人萧友梅，是第一位以音乐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与首任院长，正是蔡元培。偶坐公交车：车行至华山路常熟路口，扭头一看，名人故居在此，其名乃是蔡元培……

这是一个古人物，也是一个大人物；这是一个大学者，同是一个好校长；这是一个学界领袖，又是一个政治官员；这是一个民主追求者，却是一个革命反对人……其离世之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均高度评价，学界与官家都深情缅怀，同仁与学生皆交口赞誉，内地与港岛全隆重悼念……国民党政府褒扬他是“道德文章，夙负时望”，共产党领袖称赞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用词不吝赞美、统统顶级。

虽然对蔡元培略知一二，但毕竟缺少洞察，于是翻阅《蔡元培传》，以探个究竟。作者唐振常，乃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电影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文章家、新闻工作者。读书先读序。本书之序可不一般：“导读 《蔡元培传》学习笔记”。这是历史学家、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熊月之先生之作。熊院长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在市政协开会时我与他偶尔见面，另好像有一次学术会议听其发言，收获甚多。之前，我还专门买过他的另外一本大作《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熊月之视作者为前辈、老师、同事，故将其导读命名为“学习笔记”。这是一篇学习笔记，又是一篇学术大作，洋洋洒洒，长达54页，既是对本著作的点评，也是对蔡元培的评论，体现了熊院长勤勉的学术精神和深厚的写作功力。

熊院长重点评述了作者对蔡元培的这一综合评价：“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以美育代宗教，倡科学以救国；志在民族革命，行在民主自由。蔡先生而不名，学人亦兼通人。”熊院长分析，前四句讲的是德行，后六句讲的是学术、事功与总的历史评价，特别是最后一句“学人亦兼通人”，是作者对蔡元培综合评价的概括，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

所谓通人，指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之人，与学术专精之人是相对名词。如果定义更宽泛一些，通人也可指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人，即不但通今古之学、中西之学，也通有字之学与无字之学，为治学、治世闳通之人。如梁漱溟曾说的，“蔡先生一生的成功，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这是作者对蔡元培作为知识分子特性的综合论断，也是他论述蔡元培行事特点的核心观点。

还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觉醒年代》中就描写到，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引发政界学界乃至社会大大震动。其实，蔡元培一生辞职20多次，相当多是因为那些事情和他的做人原则、行事宗旨相背离。“不降志，不辱身”；“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蔡元培一生都在抉择！

今天，我们处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后的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无庸置疑。但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抉择。例如我们大家选择了律师职业，选择了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所，选择了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制度。“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抉择是建立在观察研究、比较鉴别、理解思考的基础上的，甚至经过上下求索、反复推敲、螺旋上升。一旦确认，便成为一种理念乃至敬仰，于是为之不懈努力，矢志不渝，接续奋斗。

三

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平台上有一个“中共党史学习读书群”，有一次大家在学习中谈到了南昌起义，谈到了朱德“为什么被誉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当时我延伸阅读了《朱德传》和《火种》（作者刘统），对刘统的《火种》一书中写到的“朱德从南昌暴动的一个中层指挥员成为红军之父、共和国第一元帅，绝非偶然和运气”这一论断印象非常深刻。对此，我的理解是，第一是信仰，第二是意志。

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天心圩召集的军人大会上，朱德同志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当时在队伍中的粟裕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朱德同志的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应当说，在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中，朱德同志的地位并不高。大家都知道，起义过程中他的任务是“请客”，起义失败后他的任务分别是“先锋”和“殿后”，没有在决策层，有点像“打杂的”。就像陈毅同志所说的：“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然而朱德同志依靠自己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策略，把这支仅存的南昌起义队伍保存下来。陈毅同志由衷地感叹：“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队伍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的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800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在最艰难的时刻，朱德同志把八百人坚定地留下来了，这个八百人变成了燎原的火种。“这是共产党发家的资本”，“这是人民军队颠覆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此前中国人民解放军18个集团军，其中的头等作战主力都出自南昌起义：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陆军第16集团军，陆军第41集团军。

军史专家金一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感慨的说，我们不否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同样我们也不否认领导者的决断和意志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作用。我们常说，危机毁灭权威，毁灭的是旧权威；同时，危机诞生权威，诞生的是新权威。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朱德同志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成为中流砥柱，正是靠的他对革命成功的坚定信仰和与众不同的战斗意志。就像克劳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言：“要在茫茫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队伍走向胜利。”这就是高级将领，这就是领导干部，对我们律师事务所而言，这就是合伙人。

“朱毛”“朱毛”，“朱”和“毛”是一脉相通的。秋收起义失败后，1927年9月29日，毛委员率领部队来到了永新县三湾村。毛委员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当时部队不足1000人，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则走，愿回则回。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班排设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重大问题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部队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管理。应当说，毛委员的这些举措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在三湾村口大树下发表讲话：“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大家高呼：“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正如总书记讲话所言：“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战无不胜、发展壮大，关键是人民军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有崇高理想信念，有为理想信念而英勇献身的崇高追求。崇高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是全军将士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炬。”

四

在去年九月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总书记对年轻干部讲过一段话：“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得住各种考验，走得稳、走得远；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就经不起风吹浪打，关键时刻就会私心杂念丛生，甚至临阵脱逃。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年轻干部要牢记，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总书记继续说：“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对党忠诚，在革命年代就要看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和平时期也有明确的检验标准。比如，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能不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能不能坚持党和人民事业高于一切，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等等，都是对党忠诚的直接检验。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以成大器的。”

借用总书记的这句话，我说，我们的年轻律师，能不能坚持律师事业高于一切，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集体安排，不折不扣做好本职工作。就像刀要在石上磨，人一定要在事上练，历经风雨，见过世面，方能终成大器。

我对合伙人们有几句话的定位，那就是：拓市场，做业务，控风险，带队伍，谋发展。对管理合伙人，我是这样讲：谋全局，想大事，聚合力，行治理。谋全局，就是要站在整个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角度、立于律师行业的高度，来谋划本办公室的发展。想大事，其实就是两件，业务发展与队伍建设。而聚合力，则要求管理合伙人们努力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退一步讲至少应该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而万万不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工作中重“治理”，轻“管理”，后面我专门讲。

对年轻律师，我想应该是不是这几句话：听指挥，打基础；花功夫，干好事；明方向，上台阶。这里我强调一下，干好事是“干好事”，指把事务所、合伙人交代的事情办好、办妥；而不是“干好事”，即干好的事、干对的事、干正确的事。后者是领导的事，决策者的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正确的事”；前者则是下属的事，执行者的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确地做事”。说到这里我岔开一句：“做正确的事”是有决策性风险以及风险性溢价的，故从分配制度而言，强调效率兼顾公平；而“正确地做事”则更多的强调公平，兼顾效率。这也是我们把合伙人的收入分配机制与律师的薪酬待遇制度相区别的理论基础所在。

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律师而言，当然不会再有当年革命前辈黑云压城、血雨腥风中的冲锋陷阵、舍生忘死，但和平年代、建设时期，我们自应有自己的信念和忠诚。我们能不能坚持人民律师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能不能坚守“三个维护”初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能不能坚信专业发展方向，做学者型律师，工匠型律师，专业取胜，专业致远。我们能不能坚定持续成长路径，扎扎实实，脚踏实地，进阶成长，进取成功，进步成才。我们要牢记：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我一直对年轻律师们说，要对律师职业“怀敬畏之心”，“尽洪荒之力”，汲取经验、潜心修炼，“尽小者大，积微者著”；积累自身、知行合一，在打牢综合化基础之上，选择专业化发展方向，以“守·破·离”的匠人精神，稳步实现事业的层层递进。“守”：坚守，守正。“甘坐五年冷板凳”。守正才能创新，守正才能出奇。“破”：突破，破局。如齐白石所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离”：不是离经叛道，更非背信弃义，而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更上一层楼。

罗振宇在今年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说：什么叫成功？20岁有人愿意带你叫成功；30岁有人愿意用你，放心把一摊事交给你叫成功；40岁有人愿意捧你，你在人群中有声望叫成功；50岁有人愿意跟你，你桃李满天下叫成功；60岁有人愿意请教你，和你在一起很快乐叫成功。他继续说：“我们都是赶路的人啊，如果走着走着，觉得路太挤了，别慌，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路太挤了，那就该上台阶了啊。”的确如此，如何破“卷”，“躺平”无用，唯有创新上台阶！

企业学华为，律师也要学华为，尤其是我们的合伙人。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就要求华为干部做好三件事：点兵，就是关注下属，如沙场点兵；布阵，就是组织建设；请客吃饭，就是关注客户，吸收别人的能量。后来华为全球化了，就用了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词儿：喝咖啡。于是，三件事变成了点兵、布阵、喝咖啡。

五

阅读历史，学习党史，我们会看到、我们不否认，信仰有不坚定者，也有背叛信仰者；抉择之后的离去，重新作出选择，亦并不少见。1921年这艘从嘉兴起航的红船，不断有人下船，也不断有人上船，当然上船者众，于是成为一艘航空母舰，驶向21世纪的今天。下船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有的是反感个人，有的是背叛组织；有的是心灰意冷，有的是看不到希望。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之后，中央工作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汉俊也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工作。李汉俊首先和陈独秀闹翻了。李达就回忆：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于是二人裂痕愈发愈深，李汉俊后来回武汉教书去了，实际上脱了党。此后，李达和陈独秀的矛盾也逐渐凸显，李达对陈独秀的霸道实在不能容忍，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1922年李达就到湖南搞自修大学去了。陈望道也是1922年初被陈独秀骂走的。

施存统，在建党初期曾做过重要贡献，是上海建党最早的成员之一，1922年5月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但是1927年白色恐怖的时候，施存统动摇了。他写了《悲痛中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他说：“我认定共产党在中国绝不能担负集中一切革命势力，统一革命领导权的责任。……然而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停止，而且是不应停止的。革命必须由党来领导，什么党能领导中国革命呢？在客观上只有中国国民党。”施存统的文章，在理论上对共产党产生很大的离心和分化作用，影响很坏，但他的行为只能说是脱党，并没有在组织上出卖同志，因此不能叫做叛徒。

就算一直在船上，不管是掌舵者还是船员们，也有争论、争议乃至争斗。但是在目标与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探讨的是道路与方式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断地以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方法，来校正方向，修正路径，自我改造，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

从“4·12”政变到“7·15”清党，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很长一段时间内归咎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主义路线，但共产党自身有什么问题和教训？1937年刘少奇就反思：“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客观原因外），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陈毅就总结到：“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历史现实出发，不从依靠群众出发，就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败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八七会议，1945年中央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说：“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但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

陆定一在反思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候，就说：“幼稚还表现在当时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知进攻，不知退却。……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率领部队不攻长沙而上井冈山，这在当时也只有他能够办得到。这是战略上非常英明的一幕。但他竟因此受到处分，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这说明进攻需要勇气和谋略，退却同样需要勇气和谋略。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谋略。该退的时候就要退，不但善于进攻，而且也善于退却，这是脱离幼稚状态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写过一篇文章：“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这正是历经左倾错误之后，用千万共产党员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说到延安整风，我们值得反复重温。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毛主席说过一句话点明实质：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三个方面：一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延安整风前中共党内曾经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二是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王明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抹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主张对国民党的让步。三是皖南事变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索。

整风运动历时三年，取得了重大成就。第一，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第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此前毛泽东在党内虽然以擅长军事著称，但大家都没有把他看成是理论家，甚至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嘲笑他只懂《孙子兵法》。毛泽东在延安发愤学习、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结合中国实践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鸿篇巨制，系统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三是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过去党内斗争主要照搬苏共的清党和肃反经验，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肉体消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矛盾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新发展。他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使延安整风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蒋介石从延安整风中得到启示。1947年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三篇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在讲话中特别引用毛主席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8年蒋介石又讲：“我们要恢复本党的力量，消灭‘共匪’，必须根本上改变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萎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在国民党内部搞了一个改造运动，其中许多做法都借鉴延安整风，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整风术语。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总书记同样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我们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100多万名党员，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十个方面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六

一个党在反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应该反思。去年9月18日，正值“918事件”90周年。趁此，读了一本书：《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此书荣获“第9届小林秀雄奖”，被誉为“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前沿之作”。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直到二战战败，日本人缘何一次次走向战争？上至世界顶尖的优秀人才，下至日本的平民百姓，为何认定“唯有战争才是出路”？作者加藤阳子为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她通过层层推进的多维分析，深入浅出地探究了当时日本为政者和国民如何看待世界局势，为何每一次都最终选择了战争。作者的反思正是：自己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来揭露日本过去发动战争时所利用的种种说辞，原因在于“自己一直抱有一个疑问，如果自己也生活在那个年代，是否同样会被国家的那些说词所欺骗，很怕自己可能也看不出来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破茧》一书中，则分析了德国的反思。二战后德国被打得一塌糊涂，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意识到，战后的德国必须同时完成两个艰巨的任务，但这两个任务又彼此矛盾。第一个任务，德国需要完成重建，否则德国的经济一路崩溃下去，可能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整个德国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圈，这对西方世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第二个任务，德国必须获得邻居的信任，否则没法获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行重建。但是，获得邻居信任的前提却是德国不能重建，它一旦重建了，变得强大，邻居就会很恐惧；可是德国不重建的话，它就可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邻居就会更加恐惧。德国就此陷入两难困境。阿登纳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德国必须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这种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这样一来，德国的复兴就相当于欧洲的复兴，德国才有机会同时完成两个任务。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煤和钢是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原材料，所以德国就拉上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推动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将煤和钢的生产纳入一个跨国的联营委员会来统一管理。德国生产多少煤和钢，对委员会的其他国家来说都是透明的，这些煤和钢究竟会被怎么使用也是透明的。同样，别的国家生产多少煤和钢，对德国也是透明的。六个成员国各自把一部分经济主权拿出来，交给一个超国家的委员会来管理，这样各国就可以彼此信任了，此时德国的复兴也就等于欧洲的复兴了。这就相当于，德国通过一种新的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去政治化”，或者说得更深刻些，“去武器化”了。这样才能重建并保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同时仍然获得世界的信任；否则，德国反倒没有机会保有生产能力。

今天德国是欧洲人的德国，而欧洲也已经成为德国人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没有任何人恐惧它，相反，有很多国家都在主张德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国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方案，才真正地兑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自己成长的果实能够真正地被收获。

同样，反思也是企业家的一种精神。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华为，学习什么？对内，自我反省；向外，虚心学习。这样的企业，才能从平庸走向优秀，从优秀跨向卓越，这是华为的文化，甚至华为的习惯。自我批判是一种文化自觉机制，也是一种制度化的纠偏机制。

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更应该反思。小到“吾日三省吾身”，年终则要年度总结，而大至生活关键处、工作转折点，更要慢两步、停下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反思精神、自我革命，是我们每一人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思想支撑、不竭精神源泉！

七

读党史说奋斗，于共产党人而言，我觉得有三个核心要义：自觉、无我、献身。

这种奋斗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基于思想的，出乎内醒的，无需外力所迫，不是环境使然，是党性修养的体现，是政治品格的彰显。这种自觉也表现在，不管是中共高级领导人还是普通共产党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特别是战斗在基层的共产党员，心系党之大者，为党分忧，勤勉尽责。这种奋斗是无我的，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得失，不顾及个人的利益有无，不“爱惜羽毛”，甚至不惜生命，为党的事业献身。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在渣滓洞、白公馆里壮烈牺牲的革命志士给党留下了若干狱中意见，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狱中八条”。1949年11月27日，重庆渣滓洞的特务们开始了最后的屠杀，285名党的儿女遇难，只有15名侥幸逃生。《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脱险后，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将狱中党组织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成了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交给了重庆党组织。这个报告的第七部分叫做“狱中意见”，主要内容有八条，即“狱中八条”，这是牺牲的烈士们饱含血与泪的意见：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将“狱中八条”一一读了出来。身处牢狱，心系党之大者、国之大者、民族之大者，位卑未敢忘党忧、忘国忧、忘民族之忧，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体现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对党赤胆忠心的坚强党性，彰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甘洒热血写春秋”的革命情怀。

今天我们的律师队伍中年轻人甚多，拿我们上海办公室为例，35岁以下的青年律师占到了64%的比例。看一看百年前你们的同龄人吧！五四运动中及建党早期，有几个青年才俊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在《觉醒年代》中都有他们的光辉形象。

例如赵世炎。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01年4月13日出生的他，与100年后的我们相比，就是一个真正的“00后”；而他牺牲时年仅26岁。赵世炎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参加五四运动，是当时师大附中学生运动的组织者。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后，赵世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不幸被捕，就义时高呼：“共产主义万岁！”“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兵联合起来！”

再如邓中夏。百年前相当于今天的“94后”，是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的领袖。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于1932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1933年5月被捕，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高呼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9岁。

还有陈延年，“98后”。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摒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经中共中央正式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广东区委书记、江浙区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6月26日于上海被捕入狱，1927年7月4日晚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延年弟弟乔年，“02后”美少年。17岁随哥哥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在中共五大会上与哥哥同时当选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陈乔年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八七会议后，陈乔年分别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在上海被捕。狱中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同狱的同志们十分难过，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牺牲前，陈乔年说出了这样一句令吾辈今日仍荡气回肠、热泪盈眶的豪言壮语：“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读书学史，应该时不时把今日摆进去、把自己放进去。于是不经意之间，我把那个时代的人物的年龄随手记在了笔记本上，并且做成了这样一张表格。我在想，如果把我们的年龄减100岁，或者把他们的年龄加100岁，于是我们和他们，就成为同时代的人了。进一步想，我们能像他们一样前仆后继、奋斗牺牲吗？退一步说，那个时代与我们同年龄的他们，其奋斗牺牲的精神，能给这个时代与他们同年龄的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

八

今年十一，是新中国的第72个生日，我和儿子去看了场电影——《长津湖》。

史料记载：1950年冬，中美两支王牌部队在长津湖展开了激烈厮杀，其惨烈程度史上罕见，被称为“中美两国都不愿提及的血战”。亲历过那场战役的迟浩田将军曾说过：“长津湖战役已经过去60多年了，却至今让我刻骨铭心。”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回忆录中认为，长津湖战役“其艰苦程度超过长征”。《第二十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1962年完成）写道：“尽管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忍受和克服了种种严重困难，可是要取得胜利就不能不付出较大的代价，并且不能不在客观上限制了我们去获得更大的胜利。”“即使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到最高限度，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质保障，也不能不限制我们取得更完满的胜利。”

美军战史则称：“陆战队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如此悲惨的艰辛和困苦。这简直是一次地狱之行。”长津湖之战中，志愿军27军集中2个师5个团的兵力围歼了美7师31团。该团曾因一战期间对苏俄作战获得“北极熊团”绰号，其蓝色团旗被志愿军缴获，现存于北京军事博物馆内。这也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全歼美军一个团。

长津湖之战一个月前，麦克阿瑟将军如此吹牛：“让美军回家过圣诞节”。事实上，从1950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陆战一师的战斗伤亡总数为4418人，其中604人在战斗中阵亡，114人死于重伤，192人在战斗中失踪，另外还有7313名非战斗减员，8名飞行员被击毙、4人失踪。当然，志愿军的伤亡更加惨重，总人数达到37,500人，其中阵亡15,000人，受伤7500人，之外在空袭中有1万人阵亡、5000人受伤。以上数字应该是准确的，这是美国人约瑟夫·古尔登所著《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中披露的数据。

实力是赢得尊重的最好方式。长津湖战役令中美军队都重新认识了对方。志愿军后来承认，陆战1师是“美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约瑟夫•格登则满怀敬意地评价：“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美国57炮兵营营长卡罗·曾顿斯中校如此回忆：“陆战队员们从没见过这么多中国人蜂拥而来，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顽强进攻。尽管陆战队的火炮、坦克和机枪全力开火，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不断地冲锋，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让陆战队肃然起敬。”长津湖战役，麦克阿瑟的战略误判导致大军遭到伏击，而师长史密斯的谨慎顽强挽救了陆战1师，正反两方面都给人启示：不要有虚妄的骄傲，尊重你的对手。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朝鲜战争同样影响到当时中国的外交地位和国际形象。本来对中国参战不乐观的斯大林得知战况后为之动容，并对下属说：“必须迅速在1951年3月前完成向中国同志36个步兵师的全部装备订货，还要立刻送去3千辆汽车。”狂妄的麦克阿瑟沉痛地低下了头：“必须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全新的战争。”“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川江）长（津湖）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这是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在其《清长之战》一书中的原话。

应该说，片子拍得不错，令人情不自禁眼含热泪！和平景色（如家乡水上，长城内外）唯美，战斗镜头唯烈（如干涸的湖，雪白的山），决策场景唯庄（如中南海内，菊香书屋）。主要演员都是我们大家普遍喜欢的，除了吴京，还有硬派当家小生段奕宏、张涵予；当然岁月不饶人，曾经的硬派代表人物胡军，已经在剧中扮演被叫做爹的人物了（雷公）；朱亚文扮演的指导员，与《亮剑》中的赵刚异曲同工，能文能武；而扮演毛岸英的黄轩，虽然文弱了一些，但是我更认可的毛岸英形象：儒雅、内敛，但又果敢、坚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悉数出场，而他们的扮演者都是唐国强等大家。

电影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朱亚文扮演的指导员梅生与吴京扮演的连长武千里间的这段对白：“临别前，女儿问我为什么要去打这场仗。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打这场仗，就得他们这一代来打。我们打这场仗，是为了他们能不打仗。”战史上，最让人震撼的是杨根思烈士那豪迈坚定的“三个不相信”：“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最让人心痛的则是“冰雕战神”。真实的故事是：81师242团2营5连1950年11月30日夜接到在新兴里以南3公里处埋伏阻击南撤美军的命令后，2营营长谢德仲立即命令5连跑步前进到1221高地。可是，直到12月1日下午3点许，冲出新兴里包围圈的美军赶到1221高地前时，5连的战士却没有打响一枪一弹。营长火了，骂着跑上了1221高地，一看却嚎啕大哭起来。原来，在这里守候了一夜加一个上午的5连官兵，全部成战斗队形冻死在了简易的掩体里。长津湖战役志愿军9兵团出现了3个“冰雕连”，242团2营5连就是其中之一。“冰雕连”有一名叫宋阿毛的小战士，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这样的一封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这封绝笔信送到彭德怀的手中，这位从不流泪的铁血将军，竟也偷偷地抹起了眼泪……

网络上有这样的评论：让一个民族软弱，最好的办法就是坏掉他们的图腾，污名化他们的英雄，让后来人再也不想给这个民族去努力去抗争。知乎上的一个帖子这样说：“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一代人吃完了五代人的苦，一代人做出了五代人的事，一代人打完了五代人的仗，一代人建立了五代人的功。”这是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巅峰，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以弱胜强，师出有名，信仰纯洁，同仇敌忾，官兵平等，军纪严明，善待百姓，优待俘虏，战法出色，名将辈出，英雄无数，又没有天气加成，自身后勤和装备严重处于劣势，完全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作战……

再说一下《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这本书对朝鲜战争的评价。美国政坛老将埃弗里尔·哈里曼：“一场苦涩的小战争。”共和党人把朝鲜战争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蠢举妄动”，并以此为杀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20年的统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朝鲜战争标志着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但却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

“我们打这场仗，是为了他们能不打仗。”今天，我们的问题正是：中美还有一战吗？或者说，还会注定一战吗？于是趁热打铁，我阅读了这本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曾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并为从里根到奥巴马每一位总统的国防部长提供咨询服务）。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宗明义提出：“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竞争与冲突的必然性，即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将引发战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认为：“中美两国在文化价值观、发展道路、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也是使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

作者在哈佛大学领导的修昔底德项目回顾了过去500年的历史，发现了16个案例，都是一个大国的崛起搅乱了另一个主导国的地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一个世纪以前工业化后的德国挑战了英国在“啄食顺序”中的顶端地位，他们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需要用一种新的暴力冲突类型来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16个案例中，有12个案例都以战争收尾，只有4个得以幸免。”

而在本书的末尾，作者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案例，用以说明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能：英国、法国与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并未发生战争，最重要的是德国领导人有意识的选择不去重新发展本该与国家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存在。创造一个“欧洲化的德国”，而不是“德国化的欧洲”。通过展示自己的稳定和开放、追求与昔日对手的融合以及放弃更传统的炫耀权力的意愿，德国迄今为止成功地逃脱了休昔底德陷阱。此案例的分析，倒是验证了本文此前提到的《破茧》中的结论。

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去年底发表“年终万字长文”说：“有一些人认为，近年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太过于高调所致，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在侮辱美国人的智商和决心。”“中国像是初长成的大象，想藏在小树背后，无疑是自欺欺人。在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情况下，中美摊牌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王志纲进一步分析了中美关系的第二个不可避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文章说，历史上很多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都没有迈过从中等收入到发达国家的这道坎。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危险。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高科技上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来中国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经历升级改造的进程，从人力密集的低端制造走向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否则是没有未来的。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中国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文章肯定地说：“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没法调和的矛盾，这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晰。”

作为法律人，今天我们关注的战争不应仅是军事之战，还有经济之战，特别是法律之战。孟晚舟回国当晚，我趁势读完了这本书：《美国陷阱》（法国人皮耶鲁齐和马修·阿伦合著）。这本书的副标题同样醒目，用以释明：“如何通过非经济手段瓦解他国商业巨头”。

应当说，这是一个可以拍世纪大片、世界巨片的题材与素材：2013年4月14日，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法国阿尔斯通集团锅炉部全球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刚下飞机，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这场抓捕不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而是美国政府针对法国阿尔斯通的系列行动之一。之后，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商业贿赂，并对阿尔斯通处以7.72亿美元罚款，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最终被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阿尔斯通，这家曾经横跨全球电力能源与轨道交通行业的商业巨头，因此被美国人肢解。而皮耶鲁齐直到2018年9月才走出监狱，恢复自由。在本书中，皮耶鲁齐以深陷囹圄的亲身经历，披露了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收购，以及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内幕。“这是一场隐秘的经济战争！”在本书的“尾声”中，作者写到：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快结束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法国还浑然不知，但我们已经与美国开战了。是的，这是一场持久的、至关重要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一场表面上没有伤亡，却生死攸关的战争。”

作者认为：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战争，一场比军事战争更加复杂，比工业战争更加阴险的战争，一场不为公众所知的战争，这是一场法律战争。也就是利用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在各方共同关注的许多议题上，美国已经成功地向其同盟国及他们的企业施加了一套自己的准则，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打击腐败，反洗钱。这些合法的和必要的战斗，使美国人自诩“世界警察”。凭借强势美元（国际商业往来的手段）和技术（允许通过美国的电子邮件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数据）的力量，美国不仅成了全球唯一能够颁布域外法的国家，还成了唯一能够执行域外法的国家。

九

《南方周末》“2022新年献词”有这样几段话：

抉择是亘古至今的召唤，谛听着生命固有的咏叹。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抉择是坚忍持久的爱，是为自己为亲人为路人为家与国的明天筹谋。

抉择是责任担当，是纵然身在沙漠，也要变身骆驼，不为鸵鸟。

抉择是勇气，是直面惨淡后的奋起，是横下心接纳陌生、改变和结果。

抉择是较量，是狠狠扼住命运的咽喉而且还要以堂堂正正的姿势。

抉择是新生，是涅槃后更为强壮的灵魂，是摧枯拉朽、洗髓换骨后的轻盈如燕，是从悲观中升华出的达观，是最终化成的不老青山。

人之抉择，难以处处顺滑，但求不做浮萍。而每一个你我，绝不躺平，绝不由天，要努力在时代与命运的罗盘上刻下印记，以千万个一粟聚成洪流，汇于沧海。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主动求变，都期待一场苦尽甘来。正如每一棵破土的新芽，都带着穿透时光的倔强。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回避抉择，都无法拒绝抉择。你不主动抉择，就必然会“被抉择”。抉择是一门学问，抉择是一种智慧。抉择要保持定力，要去粗存精，要去伪存真。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作者丹尼尔·卡尼曼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卡尼曼在心理学上的成就是挑战“判断与决策的理性模式”，被公认为继弗洛伊德之后的当代伟大心理学家。他的跨领域研究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被誉为“行为经济学之父”。在本书的封底印有这样的主题词：“哪里有判断哪里就有噪声。噪声就像地下室漏水，它之所以能被容忍，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是可接受的，而是因为它一直未被发现。”

著名媒体人秦朔读此书后谈到：人生是由大大小小的判断组成的。判断即人生。判断不仅会受偏差的影响，还会受噪声的影响。如果说偏差造成了“决策的不全面性”，那么噪声则造成了“决策的不一致性”。噪声和人的个性、偏好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它往往随机出现，但影响巨大。《噪声》的启示是，我们会和噪声相伴，但也有方法重塑决策框架，让自己做出更好的决策。著名企业管理者毛大庆则认为：人生经历就是所有抉择的总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抉择。工作与生活在一次次的抉择中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可以永远做出正确的抉择，总有噪声在影响判断力，噪声是不可消除的，但我们必须尽量将噪声的影响降至最低。

我们再说一个概念：“信息茧房”。在《破茧》一书中，作者认为：人们不断接受着丰富的信息，觉得自己随时随地了解着世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因为自己总能看到感兴趣的东西，从而获得了舒适的错觉。信息茧房中看似营养丰富，实际上营养极不均衡：既有的观点不断重复，个人既有的价值取向和认知也在不断被强化，不同茧房之间的壁垒日益变深。渐渐地，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迅速下降。

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社交媒体的出现，把人们的社会交往所依赖的物理空间给击穿了，没有了共享的空间结构，“公共性”就进一步被消弭掉了。人们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辩论的能力在下降，意愿更是大幅下降。人们不再习惯于与不同的观点共存，而是更愿意待在自己所熟悉、喜欢的信息茧房里。当每个人都处于信息茧房中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和谐，每个人都和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一起感受着一种虚拟出来的岁月静好；就算遇到了观点不同的人，他也可以把对方当作弱智，劈头盖脸臭骂一通再把对方拉黑，感觉无比爽快。可是这个社会的“公共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弭。

电影《教父3》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这句话颇值得玩味。“憎恨”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强大的行为驱动力；“判断力”则是理性，它可以帮助人辨别事实。如果被情感遮蔽了理性，就无法看到事实，无法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判断。信息茧房在当下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它会导致人们经常用情绪替代理性，用观念遮蔽现实，当下社会中的各种撕裂，都与此有着很深的关系。

十

今天在座的大家，选择了我们的职业，选择了我们职业的平台，选择了我们这个平台的规则。基于这种选择，如果说“信仰”太高大、“信念”太沉重，那么用平常心来想、用平常话来说，我们总归要“信”点什么吧。

我总结了四句话：我们要“专业主义”不要“关系主义”，我们要“长期主义”不要“机会主义”，我们要“集体主义”不要“利己主义”，我们要“完美主义”不要“功利主义”。

第一，要“专业主义”而不要“关系主义”。

这是由律师工作是高智力劳动所决定的。专业主义是我们律师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是所有管理制度的出发点。但是关系主义却让律师弃安身立命之本，行投机取巧之能，取害人害己之果。近期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一些律师被查出问题，归根结底是关系主义作怪，他们不相信专业，或者他们更相信关系，剑走偏锋，触碰红线。

朱镕基总理曾对会计界题词：“不做假账。”我对我们律师的理解：“不做伪证，拒绝行贿。”“不做伪证”自不必说，为什么“拒绝行贿”中我用了“拒绝”二字。其实这说明内外因素很多，往往多因一果，于是要拒绝司法生态的挤压，拒绝相关人员的索取，拒绝内心小我的挣扎。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干脆、利落、断然，不拖泥、不带水，坚决、决绝地拒绝。不逾法律规定的红线，严守道德约束的底线，既不害人，也不害己！我们要以“专业主义”抵制、抵抗“关系主义”。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各办公室既是专业主义推进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关系主义危害品牌的责任共同体，必须强化并优化一体化管理制度，杜绝“法外之地”，我们的管理、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发展才能一以贯之地可持续。

第二，要“长期主义”而不要“机会主义”。

这是由律师行业是服务性行业所决定的。律师业务的发展一定是基于长期服务的积累，所谓“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机会主义总是急功近利，业绩短期暴涨，但是潜藏着巨大风险，于是乎“时候一到，通通报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长期主义无限接近理想主义，即我不一定能看到我的成功，但我确信我做的这个事情有意义，所以我每天都是成功的。有哲人说过：只要今天不是历史的终结，就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也就能发觉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还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理想主义就总还有它的生命力。

一本书这么说。《反脆弱》一书是美国人塔勒布继畅销书《黑天鹅》后又部力作，其副标题就是：“从不确定性中获益”。《黑天鹅》揭示了极其罕见而不可预测的事件如何潜伏在世间万物的背后，而本书则极力为不确定性正名，让人们看到它有益的一面，甚至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正如人体骨骼在负重和压力下反而会越发强壮，谣言和暴动在遏制和镇压下反而愈演愈烈一样，我们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物也会从压力、混乱、波动和动荡中受益。塔勒布在书中所定义的“反脆弱性”，是那些不仅能从混乱和波动中受益，而且需要这种混乱和波动才能维持生存和实现繁荣的事物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反脆弱性是一个超越复原力和强韧性的概念。复原力只是事物抵御冲击，并在重创后复原的能力；而反脆弱性则进一步超越了复原力，让事物在压力下逆势生长、蒸蒸日上。

作者强调：反脆弱性的事物喜欢波动性，也喜欢时间。时间在功能上与波动性相类似：时间越长，发生的事件就越多，也更混乱；如果你可以承受有限的伤害，对小错误具有反脆弱性，那么时间会带来最终令你受益的错误或反错误。这就是你的祖母称为经验的东西。脆弱的东西则会被时间所击垮。

一个论坛这么说。2021年10月21日，在中国上海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管理·全球论坛上，世界级管理学和领导学思想大师、“学习型组织之父”彼得·圣吉为大家分享了数字化进程下的变革和影响，他认为我们必须更深层次地思考我们的位置，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现实、看待它的本质，不能仅仅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的本质。

他说：数字化进程中，我们需要面对变化，企业需要塑造长期导向。长期导向，就是方向。只是做企业不仅仅是要尽可能的在接下来2年里赚更多的钱，我们也有责任去塑造一个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好好生活的理想世界。优秀企业，需要回归本源。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式的问题。考虑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这其实是事关我们存亡的问题。我们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严重的生态失衡，而这两者绝不是互不相关的。我们太习惯于去利用其他事物，利用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去创造经济资本，所以我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财富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现在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掌握的财富，跟最穷的那一半人合起来掌握的财富一样多。彼得·圣吉呼吁的宗旨就是：唯有长期主义，方能拥抱变化。

一个演讲这么说。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今年跨年演讲的题目是“遇见2021，影响我们的六个周期”。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周期的“奴隶”，同时我们也是周期的“主人”。我们被周期驱赶和改变，同时我们在周期中发掘财富之泉。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顺应中转型，在抵抗中成长。2022年，让我们一起创造面向未来的、迷人的“周期之魅”。

一个哲学家这么说。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说的就是，人活在世上，要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活在世上，甚至活得还不错；然而，这只是因为他们侥幸地躲过了灾难与祸患而已。

一个创业者这么说。坚持长期主义，致力长期奋斗，需要克服无数个艰难险阻。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马斯克的例子。12月13日，马斯克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21年度人物”，并作如此评价：“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但他没有一处地产，近期还在大举抛售。他将卫星送入太空，他充分利用太阳能，他创造的汽车不仅不用汽油，甚至连司机都几乎可以不用。他一句话就能说得股市上蹿下跳。他有大批拥趸，将他的每句话奉若圭臬。他驰骋地球，向往火星，百折不挠，志在必得。”

苏格拉底说：“逆境是磨炼人的最高学府。”马斯克应对、克服逆境的能力特别强，于是专家说他具有非凡的“逆商”。马斯克出生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特殊的成长环境锻炼了马斯克，赋予他钢铁般的意志。马斯克一路走来，受到各种攻击、羞辱、诅咒。原因不难想象，他每次创业都是要颠覆一个庞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行业，而这个行业又有一个由无数供应商和互补品组成的网络，马斯克动了不知多少人的奶酪。

他说：“所谓创业，就是嚼着玻璃凝视深渊。既然必须穿过地狱，那就走下去吧。”“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没有创新；如果你失败得不多，说明你不够创新。”有一篇文章如此感慨：尼采的不少名言“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似乎都可以被用来描述马斯克。

今年企业界有一个热词儿叫“打胜仗”。《打胜仗》这本书分析得好：打胜仗，需要战斗力，而战斗力的生成绝非一日之功，相反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无论是战略意识的养成，还是组织与团队的建设、领导力的锻造、执行力的打造，皆如此。战争最忌讳的是什么？是“胜则一日千里，败则一败涂地”。有言曰“流寇主义”，流寇的胜利都是无根的胜利，因而注定其只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摆脱不了止于“草莽”的宿命，如果在此后面再加上“英雄”二字，那就是历史学家对其的眷顾了。古今中外企业亦同，急功近利走捷径，灵丹妙药立见影，组织上迅速扩张、市场上攻城掠地、文化上脱胎换骨，其实是典型的短期主义和功利主义心态。今日之商战愈发激烈，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倾向于正规战、阵地战、攻坚战、持久战，这对企业基本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战争史告诉我们，要想打胜仗，就必须从决定胜负的基本要素入手，如孙子兵法所谓“道”“天”“地”“将”“法”，老老实实地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把基本面做好，才能奠定持续打胜仗的根基。如果仅凭速效药速成，心急浮躁，肯定一事无成，而所谓的打胜仗，必然是水中花、镜中月。

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秉持此信念，他“知一句便行一句”，以“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为训，达到极高的成功境界。曾国藩的故事告诉我们，投机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益于一时；拙诚天下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不求近效，铢积寸累”“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正是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三，要“集体主义”而不要“利己主义”。

这是由组织形式是合伙制属性所决定的。我们的律师事务所采用的是合伙制这种组织形式，合伙的本质就是利他，合伙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堪比“夫妻关系”，在法律层面真正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谓合伙人之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论语》讲“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合伙，这才是我们合伙制律所、一体化制度的出发点。

子还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说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可以在一起学习，可以是同学，将来却未必会走同一条道路；当然，我们可能会走同一条道路，但未必能够一起走到底，可能有人中途退出；然而，即便能够一起坚持到底，却未必能够一样地善于权变，甚至治国经事。专家解读说，这三句话，包含了四个关键字：学、道、立、权。还是我用通俗易懂的话来形容吧：一起读“大学”，一起走大道，一起赚大钱，一起干大事！

前年年会上我曾讲过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一句话：“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作为同事、同仁、同道，应该相互支持、支撑、支助，而彼此拆台、落井下石，恶意相对、恶语相加，釜底抽薪、打击报复，都为集体不容，为大家不齿，与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文化格格不入，与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制度水火不容，我们要避免之、防范之、清除之。

我来进一步作个分析，集体主义或者说利他主义，是一种思想境界，更是一种个体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使你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可以联合别人把共同的事情做好。其实很多事情尤其是我们的法律服务工作，本身就不单单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和客户共同的事业。有个专业词汇叫“职业共同体”，特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我这里想说一个词儿叫做“事业共同体”，例如作为法律服务业“乙方”的我们与实体经济体“甲方”的客户。

让我们先听一下罗振宇讲的故事。一则是“好医生为什么要想到比基尼?”话说有一位朋友在大医院实习的时候，导师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次他们师生俩一起做一台胃部手术，病人是一位年轻女孩。手术做得非常漂亮，肿瘤被完美地切除了。按常理，手术到结尾，一般都是助手来缝合，这不是关键环节，还可以让年轻医生练练手。但是，当年轻医生准备动手缝合的时候，老师却说：“这次我来。人家姑娘年轻，可别让伤疤太显眼。”

年轻医生暗叹：“这次我才知道什么叫名医！”名医比拼的不仅是技术；不是别的大夫10秒能缝好，他8秒就可以；不是别人能缝一个百鸟朝凤，他能缝一个狮子滚绣球。名医比拼的原来还有一种能力：他能体会到一个和医院手术室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对病人很重要的场景，即这个病人不仅要活命，而且，在未来，也许她还要穿比基尼！

这是一种“共情能力”。医生在每一个细节上取得病人的信任，而信任能让病人更加配合治疗方案，这本身就是提高治疗效果、实现治疗目标的最重要的前提。医生的医术，本身就是软技能和硬技能两个方面共同组成，准确诊断、开药方、做手术是硬技能，体恤病人的感受、激发病人的信心是软技能。如著名的ICU医生薄世宁主任说的一句话，让罗振宇印象很深：“在今天，和患者达成联盟关系，也是一位医生的核心能力。”

第二则故事说的是“老师怎么提醒学生家长还不伤面子？”说的是一位小学班主任，由于班上有三个学生上学没带作业本，要在群里通知家长。老师没有说三个孩子的名字，更没拍孩子的正脸，只拍了孩子鞋子的照片发到群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各家孩子的鞋，家长一下子就能认出来，而别人认不出来。督促的作用起到了，大家的面子也都保住了。这位老师不仅会尽自己的责任，而且有能力想象不同场景下不同人的感受。

教育专家沈祖芸老师说：“未来一个教师如果仍然只是一个知识讲解与传授的角色，那么他会被替代，而成为情绪劳动者的话，他就无可替代。”也就是说，这可不是一个好人好事的故事，也不是一个老师有多温柔的故事。家校沟通，处理好和家长、和学生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老师岗位职责的重要项目。而一个老师从事情绪劳动的能力，就是让他更有岗位竞争力的软技能。

罗振宇进一步分析：那位医生和这位老师其实展现的是同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软技能。对于软技能，有很多解释，包括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公开演讲、专业写作、团队合作、数字素养、领导力、职业态度、职业道德、职业管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等等。概括一下的话，这种能力，本质上是一种“连接能力”。

“连接能力”的内容之一其实就是“沟通能力”。作为一名律师，尤其是作为一名合伙人，沟通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沟通能力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是会“讲故事”。《打胜仗》一书中引用柏拉图的一句话就这样说：“会讲故事的人统治世界”。达尔文也说过：“人脑是一座坚固的要塞，直接攻击是无法突破的。”而讲故事，无疑是突破要塞，乃至统治世界的“魔力棒”。对我们的合伙人而言，对内，要用故事去吸引年轻的追随者，并引领和组织更多的追随者去创造价值，实现发展的最大化；对外，要用讲故事去拓展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让更多的客户信任、信服乃至信仰我们的专业服务。这里的故事，就应该是事务所发展的愿景，以及在这样一个愿景下年轻人的成长与成功之路；而对客户所讲的故事，就是律师的故事、法治的故事，专业的故事、服务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忽悠，而是激励；不是幻想，但是梦想；不是空谈，却是实践；不属金钱，惟其价值。面对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合伙人应该讲这样的故事：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去哪里？面对我们的客户，我们要讲这样的故事：我们是谁？我们为了谁？我们如何为你做得更好！

在做企业上市法律服务时，我经常说，好企业就是要“提要求”“做保障”，而好中介就是“以专业眼光发现问题，以技术能力与担当精神解决问题。”我们律师就应该与客户以及其他中介机构包括券商、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其他律师，同心协作结成战略合作者，携手努力达成事业共同体。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意识，不纯粹是做一个项目，而是营造一种“生态”、创造一种“场景”，贯穿“全产业链条”、关切“全生命周期”。我们作为律师，特别是作为合伙人，都要创建直至自带“能量场”。大家知道核反应，其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核裂变，例如原子弹、氢弹，还有就是核聚变，其能量更大。这个科学原理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就是：独善其身很重要，聚合力量更强大。一如华为的经验所谈，从销产品、到卖服务，从卖服务、到建生态，于是生意越做越大、事业基业长青。

《打胜仗》一书中就介绍：华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这是卖好产品、做好服务的前提。而通过与同行友商和相关利益群体分享利益，构建好的产业生态，是华为持续打胜仗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走向技术创新前沿，进入全球领域之后，华为更需要构建产业生态来保障公司健康成长。而在面临外部打压的情况下，建生态更成为其必由之路，尽管这条路非常艰难，尽管这条路要付出更大的牺牲。专家把华为的成长之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产品定位期聚焦于把企业做成，第二个阶段市场复制期聚焦于把企业做大，第三个阶段管理规范期聚焦于把企业做强，第四个阶段生态联动期聚焦于把企业做久。在这第四个时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就是说不再是独善其身，在做好了分内之事后，组织的边界会开始跨出企业，整合企业内部与外部的资源，和产业链的上下游伙伴一起进行生态联动，也从独自闷头发大财变成帮助生态伙伴一起发展，成为平台的赋能者。

第四，要“完美主义”而不要“功利主义”。

这是由律师服务是价值观品质所决定的。律师的工作是产品、商品，更是作品、精品，其内核是法理，是人性，充满了爱和希望。我们不能因功利而忘根本，我们要保证我们服务质量的完美、工作成果的价值、劳动价值的传承，而不是浅尝辄止，敷衍了事。不以功利性的方式做事，而应追求我们内心的价值观和优秀的品质性。

最近“腾讯NBA”上有一篇文章：“曾被看轻的库里：定义一个时代，改变一个时代”。说的是：2021年12月15日，勇士客场对尼克斯一战首节结束前7分33秒，库里远投命中，这是他本场投进的第二记三分，NBA生涯三分球命中数来到2974，打破雷·阿伦保持的常规赛历史三分纪录。至此，库里已将NBA常规赛与季后赛三分纪录全部收入囊中，以无可争议的三分球第一人，为他所开创的篮球时代加冕。

专家评价说，库里的投射是反传统的，在他崛起之前，三分球只是NBA赛场的辅助工具。“跑动-接球-投篮”，这是三分球出手的基本操作，而库里演化成“运球-投篮”，将一种半被动的方式，升级到全主动。库里那些蝴蝶穿花般的运球，按照常理应以突破结束，而他却是用三分轰击。库里改变了传统篮球设立的理念，扩宽了这项运动的边界，他开启了三分时代，并让“像库里那样投篮”成为一种潮流。

追求完美的过程是艰辛的，痛苦的，要付出许多，甚至牺牲不少。但只有通过完美，才能做成事进而取得胜利，而胜利是一个员工、一个团队对一个组织的最大贡献。在这里想起金一南将军的一篇文章：《美军还能打胜仗吗？》有人说，军人的最大奉献是牺牲，是血洒疆场。金将军说：不完全对。牺牲是军人最大的付出，但不是军人最大的奉献，军人最大的奉献是胜利。国家养育军人不是让你到关键时刻一死了之，对于军人来讲，胜利永远不可替代，军人为战而生，但不是用死亡体现忠诚。任正非非常推崇这篇文章，他给全体员工转发此文并加了按语：“军人的责任是胜利，牺牲只是一种精神。华为的员工不只是拥有奋斗精神，更要把这种精神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学习与技能提升上，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效率与效益来。”

以上各四个主义，分为“要”与“不要”二类，其各自类中其实是或一脉相承、或“臭”味相投的。例如关系主义，一定是以利己为出发点，内涵上具有功利性，在效果上则不可能行稳致远，与长期主义背道而驰。而专业主义必然精益求精至完美，一定走长线可持续，也自然是利己美人济天下。青联有句话，把“有意思”的事情干成“有意义”，把“有意义”的事情干得“有意思”。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还有一句话说，开心与幸福的差异：幸福就是有意义的开心！的确，开心是心理与生理的自然反应，而幸福则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升华。从这一角度而言，完美主义，就是在专业基础上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实现的美美与共，这便是人间值得、人生幸福。

在此引述一下专家的研究成果：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在《真实的幸福》一书中说：幸福感有三项要素构成：快乐、投入和意义。三项要素中，快乐带来的幸福感最为短暂；有太多的人以拥有快乐为生活的目的，但是对于幸福感而言，投入和意义却远比快乐更重要。

十一

最高人民法院有位法官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写到：真正的信仰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一种深刻持久的存在感、一种发自内心的引领，是信仰赋予实体以灵魂，而不是相反。信仰看似无形，却往往与某种东西捆在一起，比如意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超越相对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越是危难越显成色，越是久远越放光芒。

我一开始说到的学者施展，在他的《破茧》这本书中，分析了美国力量的源泉，这是一种清教精神。作者分析到：清教有着强烈的犹太创世论伦理品性。创世是“无中生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不需要依赖任何材料或条件，完全是从“无”当中创造出“万有”。“无中生有”的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善的，所以信仰必须是无条件的。如果你认为信仰还要有个条件，不满足那个条件你就不信仰上帝，那你信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个条件，然而，根本就没有什么独立于上帝之外的所谓“条件”。一个人信仰上帝并不是因为信仰上帝有好处，而是因为信仰上帝是对的。为什么信仰上帝是对的呢？因为上帝是一切意义的来源。如果没有好处你就不信上帝，那只不过证明你信仰的根本就不是上帝，而是那个好处。

林语堂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得意时信儒，失意时信道，绝望時信佛，信仰随时可变，本质就是沒有信仰。《打胜仗》这本书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信仰就是力量的案例：华为持续选择、持续相信、持续行动，于是持续打胜仗，这种线性的螺旋式循环，锻造了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扩张力。因信而聚，因信奋斗，因信打胜仗。华为人骄傲地说：坐而论道，起而奋斗；一边吹牛，一边战斗。凡吹过的牛都实现了，这不是理想又是什么呢？

基于信仰、信念、信任，基于相信、坚信、自信，我们就一定会矢志不渝，接续奋斗，创造未来。而且，长盛不衰，历久弥新。1947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今天总书记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的理解，发扬民主和自我革命，彼此联系并相互融通，内外兼修以持续赋能，以发扬民主来推进自我革命，而革命自我必然引领民主发扬，以此作为“跳出兴亡周期率”的两翼，引擎般动力推进，兴而不亡，更加辉煌。

一个组织，无论大小、不分新老，皆应如此。我们的管理者们，不能高高在上、自以为是、颐指气使，而应该倾听呼声、提炼规律、完善制度。而我们的年轻人们，则应该不做指责者，勇当建议派；不当旁观者，要做建设人。我们要强化“治理”，而不纯是惯常的“管理”。管理更多体现的是“人治”，治理更侧重于“法治”；管理更多由上而下表达，治理更强调上下互动；管理更多以命令方式传递，治理更倾向于共商共建；管理更多考虑管理者个人的感受，治理是体现参与人大家的体验。

《易·系辞传》云：“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说的是，若出现问题遇到偏离，迅速回归正途，不重复自己的错误，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不让自己后悔。大吉大利，这是好的征兆。不远复，应该成为我们的自省之法。杜牧《阿房宫赋》早就预言：“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此刻，北京冬奥会已经倒计时。奥运会口号曾经是“更快更高更强”，其实这是对自我能力的挑战，也是与竞争对手的较量。而今天，我们强调的是“更团结”。成就你的伟大，是因为你的团队伙伴，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高手历来是英雄相惜，英雄一定是争相辈出。我们要的是“群芳谱”，张的是“英雄榜”，百花齐放、千帆竞发、万马奔腾，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

我们每次年会，回顾与展望，不也正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如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所言：“我们的大会方针是什么呢？简单讲，一个是团结，一个是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正好有一句话这样说：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恰似风华，从心绽放！让我们一起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