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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二十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律师得以连任，并出席了于今年3月3日至3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继续履行参政议政神圣职责。

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施杰不辱使命，恪尽职守，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尤其在立法、民生、反腐倡廉、社会管理等方面颇有建树。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他先后向全国政协提交了60余件提案及若干社情民意调研报告，包括建议增设危险驾驶罪、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新机制、建立长效的网络举报受理制度、制定《公民救助保护法》、保障农村学生安全上学、毒驾入刑等。这些提案相当部分得到了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中央纪律检查机关的重视和积极回应，对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如“危险驾驶罪”已被纳入《刑法》修正案（八）并正式施行，施杰因此获评“CCTV2011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成为历届法治人物评选中唯一因参与立法建言获奖的律师；其提案《关于推进集体谈判制度建立的建议》，获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2012年末，他被评为“精英律师——年度议政律师”，并应邀出席了主办单位举行的“律政年会暨年度精英律师颁奖仪式”。此外，施杰还担任了民进十一届全国代表、民进中央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民进四川省委常委，公安部、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等多项社会职务，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施杰能够连续两届被推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既是他本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全国政协及所在党派和有关方面对他参政议政能力的充分肯定和工作业绩的高度认同。

以下是施杰律师参加本次全国政协会议的相关报道。

 

 

 

 

 

 

来源：四川新闻网2013-02-26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

2013年2月1日，被称为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正式进入“有标可依”阶段。

“但是，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固定证据难等特点，定罪处罚的难度较大；同时，个人信息保护因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仍面临概念模糊、主体不明、处罚乏力、人才技术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月26日，驻川全国政协委员施杰透露，他准备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提交《关于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立法的建议》。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应明确其立法宗旨、基本原则、行业自律条款以及定期删除和销毁个人信息的程序规定，从而切实有效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对党政官员的特定信息做特别的规定。”

对于这一建议，施杰解释称，一方面，公民个人信息除了公民的姓名、住址、电话、学历、家庭成员、资产等信息以外，还包括指纹、交通信息、GPS位置定位、医疗健康等内容。另一方面，因为党政官员所具有的职务、责任的特殊性，所以其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和标准都应该小于和低于普通公众，对其财产、户籍等信息的查询、使用应做特别的规定。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主体分为承担保密责任的主体和承担查处责任的主体。

“各责任通过实行保密责任书明确责任，确定经手部门和人员；提高信息记录‘门槛’、设置‘分级查看’的权限，尽量减少信息采集量以及可能触及个人信息的部门和人员；推行‘问责制’，做到责任到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建设并大力宣传短信举报等服务平台，免费受理民众举报，完善倒查机制；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聘请公民对各责任主体进行监督。”

施杰建议以此细化各保密责任主体在记录、保管、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过程中的责任，强化追责主体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责任追究。

此外，施杰还建议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重典治乱”的治理经验。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处以高额的罚款，并记入征信档案，据此依法对其贷款、投资经营、购房等行为进行限制。

企业多次违法的，处以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个人多次违法的，可将此作为刑事罪名中“情节严重”的标准；行政或事业单位违法的，依法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主体涉及众多行业和部门，怎样才能避免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重复使用，克服人才技术不足的难题？ “各责任主体可以共同委托(或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有资质有实力的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进行调查研究、服务平台建设和管理等工作。共享信息技术成果，及时准确掌握动态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为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持。”

    （相关链接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3/02/26/013731292.shtml）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年3月6日

 

●网络成为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新途径

●不适当、不正确、不真实的网络民意会稀释公众对网络的公信力，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

●要真正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必须加快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进程

从“表哥”到“房姐”，从“不雅视频事件”到“离婚承诺书事件”，一段时间以来，借助互联网平台巨大的信息汇聚功能和网络传播的快速性，网络在揭露腐败分子违纪违法事件中显现出巨大威力。

两会召开期间，“网络监督”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部分代表委员建议，网络监督作为新形势下反腐败的一种形式，应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完善网络监督行为，发挥其正能量。

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表示，相对于信访、举报、媒体曝光、审计等传统监督方式，近两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监督成为社会监督的一种新形式。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及部分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了举报网站。2009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

网络监督日益受到政府重视，网络为群众提供了参与反腐败的渠道。由于网络公开和透明的特性，也由于其无需过高的经济成本，群众的网络监督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大量网民围观，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出事件的大致面貌，纪委迅速介入，推动反腐进程，彰显反腐力度。”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说，从不雅视频曝光到涉案人被免职和立案调查，前后仅用63小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说：“近年来，网络监督随着自媒体的迅猛发展而掀起高潮，每一次微博事件的背后，总能彰显出网络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网络监督是一把双刃剑。”部分代表委员在肯定网络监督的优势和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着信息失真和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等问题和弊端。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长郑钢认为，网络监督大部分靠文字、照片、视频等，依靠这些途径“拔出”贪官，容易流于表面化。个人监督有时候带有不良动机或情绪，这让网络监督往往“真假相掺”，其客观性会打折扣。

“不适当、不正确、不真实的网络民意会稀释公众对网络的公信力，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施杰表达了担忧。

网络暴力倾向是网络监督中存在的又一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文认为，网络主体中24岁以下的网民超过了半数，这些网络主体有着年轻、易冲动、缺乏辨别力等特点，往往极易在愤世嫉俗情绪支配下提供非理性的、片面的信息，甚至散布谣言、肆意暴露他人隐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刘新文指出，目前网络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比较滞后，缺乏系统的法律支撑，对网络监督行为没有系统的法规和条例进行规范约束，这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

加快网络监督法制化建设进程

一些代表委员谈到，网络监督作为反腐败的一种有益补充形式，要想真正发挥其作用、释放其正能量，必须加快我国网络监督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进程。

“完善网络监督机制，可以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监督。”施杰建议，要建立长效的网络监督受理机制，引导依法、有序的网络监督；设立专门机构处理网络监督，规范网络举报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管理程序。

在网络世界中如何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刘新文、施杰建议，要建立网络监督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及补偿机制。

施杰还建议，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建立也非常必要。国家有关部门应设立专职的网络发言人，通过网络和网民沟通，理顺网民情绪。

一些代表委员还呼吁加快网络监督的立法进程，让网络监督有法可依。

刘新文建议，应尽快出台一部关于网络监督的专项法律，明确网络监督行为的受理、查处机构与程序，公民网络监督的权利义务，举报人的奖励与保护，利用网络监督进行侵权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施杰建议，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网络立法至少应包含保护公民正当表达意志的权利和捍卫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以重铸网络社会的安全感。

作为一块公民素质的训练场，网络应当成为人人皆能参与的言论场所，成为安全、有序、开放和自律的交流平台。代表委员们呼吁，在网络世界里，政府应该学会倾听，学会打捞最真实的民意；公众应该学会表达，学会甄别最真实的公共信息。最终，让网络监督迸发出理性、和谐的建设性声音！（张胜军）

（相关链接http://www.mos.gov.cn/mos/cms/html/3/21/201303/28672.html）

 

不少代表委员提出，给公车套上制度的“笼头”，单位出现公车违规要追究领导责任

 

来源：南国早报 2013-03-02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记者邹伟 孙铁翔 余晓洁）“没笼头的马——乱套了。”这句歇后语，是当前一些地方公车滥用的生动写照。已经徘徊了近20年的公车改革进程，能否有新的突破？

2013全国两会即将到来之际，对于公车改革这个老话题，不少代表委员提出：当前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东风劲吹，要用整肃“舌尖上的浪费”的决心和力度来遏制“车轮上的浪费”，给公车套上制度的“笼头”。

春节期间，有网友曝光了悬挂军牌的公务用车和政府机关的公务用车。其中不乏玛莎拉蒂总裁、奥迪Q7、宝马X6、路虎越野这样的豪车。

有多少公车属于超标超编配置？其私用占多大比例？

“至少从老百姓的感受和网友曝光的情况来看，这个比例低不了。有的人连买菜都开着公车去。”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说。

另一种浪费隐藏在维修中，有地方曝出一辆公车一年换40个轮胎，一年保养十几回。“真的需要维修保养那么多次吗？还是为了那些返点和回扣？或者修私车的账也挂在了公车上？”施杰说。

呼吁公车改革多年的湖北政协常委叶青说，遏制公车浪费，立规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车数量和费用到底有多少。

全国人大代表杜黎明多年来也一直关注、呼吁公车改革。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在相关提案中称，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达200多万辆。

对此，叶青认为这是一个窄口径的统计。从广义上讲，全国的公车远远不止200万辆。

根据叶青的调查，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他曾去杭州了解过当地公车改革效果，发现与车改前相比，一年下来节省经费超过三分之一。以杭州为样本，那么一辆公车一年可以省出5万元到7万元，就以5万元算，再乘以200万辆，那就1000亿元。

“目前全国到底有多少公车，每年的总费用又有多少，很难有一个真实准确的统计。”叶青说，这其中的浪费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

代表委员认为，公车浪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破坏的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公车成滋生腐败的温床。我国现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缺陷越来越明显。”杜黎明说。

叶青指出，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各地公车私用情况有一定好转，但大部分公车还存在隐性私用情况。而且，公用私用的界定方往往是公车使用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引入社会的评判监督机制。

“中央有决心，基层有呼声，国内外可以参考的制度也不少，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根本推进？就是堵在了这个中间环节。”施杰说，因为触动的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使有些人观望、拖延甚至阻碍改革。在当前的破题阶段，中央的决心要更大一些，态度要更坚决一些，同时要更广泛地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层“两头挤压”的倒逼之势。

必须要跳出“应景式改革”

近期，有人提议借鉴广东做法安装GPS进行内部管理监督，或者公车加上明显标识以示身份。叶青说，前者的监督方式广大人民群众不知情，有一定局限性。后者应该比较好，将马路上的公车透明化，以利群众监督。

也有代表委员认为，治理公车浪费，若是处理起来不痛不痒，举报与不举报、曝光与不曝光没啥区别，反倒会产生负效应，使公车改革倒退。

施杰强调，尤其要明确领导责任，所在单位出现公车违规要追究领导责任，从领导抓起，从领导落实。“社会监督、日常管理、财务审计和考核问责要形成一整套制度体系，固化下来形成长效机制，真正跳出‘喊一阵、改一阵’的应景式改革。”

（相关链接http://ngzb.gxnews.com.cn/html/2013-03/02/content_793367.htm）

 

 

 

一则“广州城管掐女商贩脖子”消息，引发两会代表委员的交注和议论。人们发问并试图求解：城市管理，何时能与暴力说“再见”？

【网友：可以警告，不能暴力抓人】“Tom Kan庚”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乱摆摊是不对，你可以警告驱赶收东西，但你不能使用暴力抓人，而且还是当着小孩子的面。

【城管同行：其他执法手段穷尽后，才能启动强制执法】在辽宁省沈阳市城管局沈河分局，一位长期工作在执法一线的基层城管干部介绍说，在沈阳，如果执法时碰到类似情况，还真没有什么好措施，顶多扣东西，对人没有权力采取强制措施，只能在第一时间报警，由警察来处理。

他表示，从现实情况看，不配合城管执法，不听城管劝导和告诫的被执法者，毕竟是极少数，顶多占１％。但他说，在沈阳，强制执法的主要方式是扣商贩的物品。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扣押过程都要全程录像，有时考虑到强制执法可能带来过激行为，执法前还会通知公安人员抵达现场。强制执法一定要在其他执法手段穷尽的情况下才能启动，而且要履行相关程序。

【代表委员：执法要讲智慧，城市管理要靠文明】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华夏巾帼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工程师张素荣说，城管执法不能以硬碰硬、以暴制暴，而应该用更多的智慧，想更多办法。她举了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一户居民在小区内养鸡，其中两只公鸡每天天不亮就打鸣，居民对此意见很大。城管接到群众反映后，几次上门劝说都不行，最后城管部门也没有强制执法，而是掏钱把这窝鸡买了回来，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说，要彻底解决城管执法中的尴尬，长远之道在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他也举例说，比如成都市，这些年筹建多个夜市，从过去禁止摆摊到现在允许商贩到指定区域经营，源头上化解了城管和商贩间的矛盾。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认为，城管暴力执法屡屡发生，原因在于“两个不高”，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少数城管人员执法素质不高，队伍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是因为个别群众文明素质不高，占道经营、扰民等，并且不服从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朝阳市市委书记王明玉说，城市要建设，更要管理。要让群众认识到城市管理的重要性，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城市管理成为人们的共识，一起来管理城市，而不是城管单打独斗。（参与采写：杨绍功 王海鹰）

（相关链接http://epaper.tibet3.com/qhrb/html/2013-03/09/content_1152380.htm）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3年3月6日

 

中新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 江耘)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提出，需进一步规范网络监督的形式。

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消息，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达到5.3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

5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向记者表示，如今网络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监督、监管的作用，由于其可操作性和廉价性，成了民众举报的重要手段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表示，网络是反腐的有效渠道，但不是“终极”手段，“目前一些不实信息的存在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网络的爆炸式发展带来了海量信息，也使网络监督存在信息良莠不齐、权威性不足、个人隐私被侵犯等许多问题，虚假信息、诬告陷害等衍生出的网络暴力时有发生。

傅企平说，眼下网络在提升其监督力量的基础上，还要“绿化”网络文化土壤和制度环境，通过加强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建设，使网民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能以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

马馼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各个方面的法制，对一些网络行为做出规范，网络反腐才有望进一步发挥出积极作用。

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认为，“网络立法至少应从保护公民权利和制约公权力滥用两个角度加以完善。” 他表示，在规范网络声音的同时，应注重尊重并保障公民正当的权益。

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施杰建议出台《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公民正当表达意志的权利和捍卫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优化网络民意表达环境，遏制网络暴力。(完)

（相关链接：http://roll.news.eastday.com/c501/2013/0306/1644511089.html）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施杰就反对“浪费”提交提案，提出了几点有效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会议一致同意八项规定。规定要求各地厉行勤俭节约，遵守廉洁从政。自此，新一轮的遏制公款吃喝、反对铺张浪费的行动自上而下正式开启。

施杰委员指出，应该依法推进抵制公款吃喝，厉行勤俭节约，改运动化为常态化，改行政命令为制度监督。为此，他提出以下几项建议措施：

一是严格规范公务接待的财务报销手续，提高财务人员参与谎报、伪造报销名录的违法成本，并加大行政问责制的执行力度。

二是严格追究公款吃喝后又谎报、伪造报销的主管领导责任，对已经报销的费用，由其限期如数退还，对尚未报销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对屡次发生公款吃喝而谎报、伪造或要求财务人员谎报、伪造报销名录的，应处以警告、记过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

三是要在公务接待报销时，应遵守严格的报销制度和程序，如要求报销人员提供公务接待详细的人员清单、用餐明细、部门领导书面同意以及经手人的签字等。

四是可以借鉴、推广地方经验，建立公务消费的电子监控平台，对公款接待进行实时的电子监察，让每一笔公务消费都有迹可查。各部门需定期按时登录该电子平台并填报“三公消费”报告表，详细报告有关费用的具体开支情况，否则将无法进行报销；对于该平台中所反映出的大额消费、超预算消费等情况可以设置自动预警提醒，以便科学管理和监督。

五是明确公务接待范围和标准，通过奖优罚劣，将遏制公款吃喝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范畴。

六是加大监督查处力度，形成多层级、全方面的监督机制。

施杰认为，可以从规范财务报销制度入手，明确公款接待的国家和地方标准，让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共同发力，让运动式的抵制方式转化为制度化、常态化的问责机制，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不正之风，逐步树立起对公款吃喝零容忍的现代行政服务理念。(记者 伍婷婷）

（相关链接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cppcc/n/2013/0305/c357250-20684789.html）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施杰就如何保护生态文明问题提交提案，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完善环境保护中政府责任的几点建议。

一、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快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

要彻底改变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改变“GDP至上”的政绩观，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环境问责机制，牢固树立地方政府一把手是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实现地级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双重问责。

建议加快修订《环境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将新型的污染物、污染方式等纳入法律规制的体系中，并对污染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施以重罚，提高其破坏环境的法律成本。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关于公开环境保护监测数据的责任，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二、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加快排污费改税的推进力度和速度，尽快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取缔排污费、征收环保税的财政改革，建立环境保护的强制性财政支出，并形成跨地区联防联控机制。

三、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公共产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施杰建议政府尽可能多地吸收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到环境保护的队伍中来。环境污染防治，需要从依法行政层面、财政管理层面和公共管理层面，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共同打造美丽中国。

（相关链接http://news.cntv.cn/2013/03/02/ARTI1362197460629393.shtml）

 

 

 

2月28日，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施杰接受了腾讯大成网的专访。今年，施杰将在全国两会上围绕法制建设、司法体制改革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等三方面进行提案。

在这些提案中，施杰以环境污染为切入点，指出人们生活没有安全感这一突出现象。他提出就环境保护方面，政府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以及相关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施杰委员指出，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增加自身的政绩，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达到目的。而人们已经面临了由于盲目发展所带来的恶果。只有建立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环境问责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纠错机制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解决环境污染等问题。

更多精彩观点，请点击视频查看。

（相关链接http://cd.qq.com/a/20130302/000234.htm）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新媒体专电 直接登记制度打开了社会组织蓬勃生长的“闸门”。一片欢呼声中，也有人想得更深：放开“闸门”后，更需要修好“水渠”，建立引导和扶持社会组织良性成长的体制机制，应对可能出现的诸多挑战。

【初期政府扶持很重要】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说，与国外已有百年发展史的社会组织相比，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力量薄弱，其中政府购买服务成为不少社会组织运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如果社会组织短期内大量涌现，又无法取得与政府的合作项目，或者政府部门实行“断奶”，一些社会组织可能陷入“休克”的困境。

“对于尚处于‘襁褓期’的社会组织来说，目前政府的‘输血’性扶持非常重要。”施杰说，“政府应探索建立公共财政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资助和激励机制，落实好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地区已在此方面做出有益探索。比如成都市，针对社会组织自生能力较弱问题，他们已着手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园”，像孵化科技企业一样，由政府免费提供房屋和办公用具，慈善类、公共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均可入驻。如果其所做的服务项目符合要求，还可获得一定的政府扶持资金。经过一至两年孵化具有自立能力后，再迁出园区。

【监管服务能力受到考验】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宋海说，原来“双重管理”体制下，由业务主管机关承担责任和风险，本应各司其职的民政、税务、审计、财政、司法等部门实际“身居二线”。此次改革，要求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对各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挑战。

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成都市温江区民政局长干昌和表示，改革后，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将面临较大压力。他说，原来民政部门只管登记和年审，改革后责任大了，一是要加强学习，提高管理能力，学会“怎么管”；二是要加强力量，增设人员，可考虑设立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他说，“比如温江区民政局，全局只有14个行政编制，社会事务科就三四个人，显然还不能适应未来的管理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也指出，民政部门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职责划分等方面要集中资源，最好是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局独立出来，由登记向登记管理、培育发展转变。

宋海委员认为，除政府部门加强管理外，还要建立综合监管体系。出台社会组织退出机制和对非法组织取缔、查处机制的具体方案。探索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机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社会组织应加强自律】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存在着内部财务管理混乱、审计制度不明确、慈善资金运作不透明甚至造假牟利等情况。

公益组织观察人士、基金会中新网总裁程刚认为，由于缺乏强制规定和问责机制，一些公益组织对重要信息能不披露的就不披露，不利于树立良好的民间公益组织形象。

全国人大代表、原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说，社会组织自身要运用法律法规健全自身管理、运营机制。她以自己工作多年的广州律师行业协会为例作出说明，由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代表大会机制、代表常任制，协会的议程、工作内容、日常运行规则、协会经费预算等都公开、透明，并且有人监督，协会多年保持“阳光运行”。

宋海委员建议，应尽快健全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法律体系。他说，目前的法律体系比较滞后，应适时制定出台《社会组织法》，对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登记成立、活动原则、经费来源、税收待遇、监督管理、内部自律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应尽快制定一些社会组织管理的专项法律，完善社会组织的公益资产管理、内部治理、信息公开、税收优惠、捐赠管理、权利救济等相关规定，提高对社会组织的依法监管水平。

（相关链接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30311/1649444.html）

 

 

 

 

中国网民已突破5亿大关。互联网在开展正确舆论监督、推动民主法制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日益成为公众表达诉求，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平台。

“呼唤接受匿名举报，并不是说我反对实名。”一提到网络问政，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就首先表态。有着“议政律师”美誉的施杰，一直在热切地关注着“网络反腐”这一独特的反腐倡廉的模式：它有着比传统模式更灵活的形式、更迅速而广大的影响力，同时，却也存在着独特的风险与问题。

“‘网络反腐’，实际是指通过网络举报或传递一些反腐的证据或信息，它仅仅是举报的一个通道。”施杰说，目前有一些实例，证明了这一通道的巨大能量，“表叔”、“房叔”等腐败案件，也都是从网络中获得了线索，应该说，“网络反腐”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畅通、有效、规范的举报渠道，纪检监察部门也经常讲，欢迎人民群众监督，而在‘网络反腐’兴起之前，人民群众怎么监督，监督的结果怎么被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是缺乏平台和通道的。科技的进步让这个壁垒被打破，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反腐’的一分子，使得反腐倡廉的监督面一下子铺开了。”

在之前的一些言论中，施杰谈到“专设‘网上纪检’，举报何需实名”，立刻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但其中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最主要的，是担心匿名举报信息的真实性无法保障。对此，施杰说，他不认为举报一定要匿名，反而鼓励网络实名举报。“能实名尽量实名，这样可以减少纪检监察部门对甄别信息真实性的投入，尽可能提高信息的可信性。”但施杰也谈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实名举报者遭打击报复的情况并不鲜见。“我建议允许匿名举报，不应该堵死这条路。这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形势的一种无奈之举。”

现在的网络技术也容易导致网络上出现一些虚假信息。施杰认为，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使广大网民能够在规范、可靠的网络信息环境下表达意见。他建议，公检法机关应该高度重视网络民意的表达，加大科技手段建设，构建完善的网络问政系统，提高网络信息甄别速率。“达到这样的效果，要花钱，要花时间，但最重要的，要有决心。”施杰还强调，既然把“网络反腐”比作一条通路，路的养护，就不止是路政部门的分内义务，每个在“路”上的“司机”，即举报人，也应该珍惜这条通道，为公检法机关提供尽可能真实详细的信息，督促、帮助他们，把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效、高效地开展下去。

“通过网络反腐的法制化、规范化，让小鼠标释放社会监督的正能量。”今年两会上，网络问政得到了多位委员的共同关注。针对目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则建议“建立‘网络反腐’举报官方权威平台”。同时，加快网络反腐立法和制度建设，完善网络举报，依法保护合法公民的隐私权。逐步推进网络举报的实名制，使网络举报更加便捷、反馈更加及时，同时加强对举报人信息的保密。

“纪检监察部门要建立和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蔡建国委员说，“特别是对与网络反腐倡廉有关的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的全方位的监测，根据网络提供的点击率、回帖数等进行数据统计和分类，得出网络舆论的整体态势，进行调查和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并对舆情的发展做出预测。对于网络爆料的腐败案件，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及时查处、处理，并向网民及时公开事件处理结果。借助网络新闻的广泛参与性，“网络反腐”能够得到纪委等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快速处理，提高反腐工作效率。”

（相关链接http://roll.news.eastday.com/c501/2013/0311/2390397161.html）

 

 

 

来自四川的代表委员，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哪句话印象最深刻？

3月5日，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引发热议。“又是回顾又是部署又是建议，才27页，1个小时40分钟就作完报告了。”全国人大代表、资阳市政协副主席、民建资阳市委主委宋良华感触很深。

对这份简洁的报告大家如何评价？走出人民大会堂，记者对话来自四川的代表委员，听他们讲述对报告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这句话在代表委员们口中提及率最高。

 

□川报集团特派记者李旭 熊润频 钟振宇

 

 

原文回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凉山州州长罗凉清注意到，总理在回顾过去5年工作时连提“三个显著提高”。“非常振奋！”他认为，“这为我们今后五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增强了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罗凉清说，持续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凉山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过，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也是集中连片扶贫攻坚地区，希望今后国家继续加大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帮助凉山打好扶贫攻坚战，最终实现凉山全面小康“三级跳”。

原文回放：今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提高10%，城乡低保和优抚对象补助标准也进一步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罗良娟说，“我国的养老金待遇已经连续9年调增，报告提出今后还要增长，我感到非常高兴。”经济转型，需要扩大内需，如果老百姓荷包里没有钱，捂着不敢用，那就谈不上对经济的拉动了。希望今后无论农村还是城镇，养老金待遇标准的增幅能更高一些，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原文回放：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正视问题正是为了解决问题，报告直面存在的11个方面的问题，体现了政府的勇气和决心。”全国政协委员、省总工会副主席罗茂乡非常认同。“我本身就曾是一名环保工作者，又肩负着人大代表的职责，对于环保话题一直非常关注，这几年每年都提出相关议案和建议。”宋良华代表说，报告提出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自己今后将继续为环保事业鼓与呼。

原文回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洪建胜注意到，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环境问题，“这些年国家确实为老百姓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环境代价，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

他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政府、企业和每个人积极参与。四川作为西部经济大省，应该带头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抓紧完善标准、制度和法规体系，采取切实的防治污染措施，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

 

 

原文回放：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全国政协委员、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认为，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决策的透明度都进一步增加。希望今后各级政府进一步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政府决策程序，切忌基于个人的经验和热情“闭门决策”、“拍脑袋决策”。

原文回放：我们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更加努力做好工作，加快解决这些问题，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全国人大代表、德阳市市长陈新有认为，加快转型发展，持续改善民生，政府的责任比任何时候都更大。今后德阳将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做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原文回放：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句话要响亮地喊出来。”陈新有说，德阳要在次级突破中一马当先，也必须依靠更高质量的科学发展。希望国家在德阳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给予更多关心和支持，将国家重型燃气轮机科技重大专项落户德阳，提升四川的重装制造业地位和水平。

代表委员们认为，虽然报告变短了，但是更实、更近、更深了，让人既增强信心又保持清醒，更加坚定了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奋斗信念。

（相关链接http://www.sc.chinanews.com.cn/news/2013/0306/0922179976.html）

 

 

 

“下飞机一打开手机，第一条短信竟然是‘买房吗？便宜地段好！’”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对垃圾短信苦不堪言。网络时代，公民信息泄露问题不断，钓鱼、诈骗时有发生。信息安全由谁来保护、怎样保护？两会上，代表委员就网络信息安全建言献策。

尽管信息保护的口号喊得很响，但代表委员普遍感觉信息泄露情况越来越严重，“觉得自己像个透明人。”黄泽民说。

黄泽民说：“个人信息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商业价值，使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采取种种手段非法获取、买卖，并且形成了黑色产业链。”

有数据显示，近八成的个人信息泄露源自信息所有者的内部作案。许多机构保存有客户姓名、地址、电话等各种个人信息，但却没有在传、存、使用和销毁等环节建立起保护隐私的完整机制。

黄泽民说，一些软件提供商利用技术优势窃取用户信息，并将信息与广告商分享并从中获利，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恶劣影响。

目前，我国有近４０部法律、３０部法规和近２００项部门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但大部分规定均采用了十分原则的表述。

“哪些信息需要保护？如何进行保护？这些都需要在条文中有明确的界定，否则只是空谈。”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说，“当前，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散见在众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内容缺乏统一性，相互之间也缺乏衔接，对各种权利的界定并不明确。”

“除了法律层面外，很多信息安全问题是执行不善造成的。”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说，“不遵守法律的代价太小。对于一个市值几十亿元甚至更多的企业，几十万元的罚金无济于事。”“同时，侵犯个人信息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等，也使得信息泄露屡禁不止，形成‘监管真空’。”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云商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当前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程，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包括对滥用个人信息者如何制裁、由什么机构负责执法等。

“最关键的还是强化问责制，以免出现‘九龙治水水不治’的现象。”施杰说。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迫在眉睫。但也有不少网民担心通过网络发表监督批评意见、举报和揭露贪污腐败行为会受到影响。

“在我看来，官员和公众人物因为其特殊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地位，不能被视同为一般的普通大众而享受一般标准的信息保护。”施杰说，“他们享受到了其身份所带来的利益，隐私权范围也应受到一定限制，接受公众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认为，政府官员涉及权力运行的部分应当公开透明，除此以外，官员作为公民其个人隐私权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他说，不仅如此，还要对通过网络提出监督、批评意见，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众予以切实保护，对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查处，依法追究责任，决不能姑息纵容。

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在专门的法律没有制定出台前，政府可以公布信息管理的条例，对利用信息的商业行为进行限制，推动个人信息国家保护力度的提升。呼吁企业建立信息技术保护手段，也提醒公民提高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相关链接http://www.npc.gov.cn/npc/dbdhhy/12_1/2013-03/07/content_1768105_2.htm）

 

 

 

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请全国人大代表审议。“两高”报告里上百个数字，记录下过去五年司法进步的足迹。这些数字如何理解？多位代表委员发出了声音。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610.5万件，审结、执结5525.9万件，结案标的额8.17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9.3%、29.8%和47.1%，审限内结案率98.8%。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委员：我们已经进入了“诉讼爆炸”的时代。五年来案件数量增长近30%，这要从几方面来看。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在不断增加，而解决矛盾纠纷的主渠道就是诉讼。另一方面，案件的增长也说明人们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逐步提高，对司法的需求越来越多。过去人们总觉得打官司丢脸，但现在大家愿意上法院去化解矛盾纠纷，这是一个好现象。

当然，案件数量高位运行，对法院和法官的压力也增加了。法院的应对思路是繁简分流，比如按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简易案件进行小额速裁，这就节约了资源。但总体来说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已不堪重负，案件数量这么多，怎样保证办案质量？我认为这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能再拖了。

 

 

坚持依法纠错，共提起再审20.8万件，同比下降13.7%，因原裁判确有错误或其他法定事由改判5.5万件，占生效裁判的0.15%。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周光权代表：“改判5.5万件，占生效裁判的0.15%”，这个数字跟5000多万件的案件总量相比，的确不算多，也包含了法院做的大量工作和付出的辛苦努力。但是，这个数字与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还是有差距的。因为，就整体而言，错案只是沧海一粟；但对案件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往往就是因为这一两个错案，影响了人们对整个司法环境的判断。各级法院应当在今后的工作中尽更大的努力，把“0.15%”这个数字降到更低，让每一个案件中的当事人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席大大总书记强调，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这就需要包括法院在内的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我认为，应当改革审判委员会，让真正能做决定的人参与进来。此外，各级法院应当落实司法公开，除涉及国家机密的裁判文书外全部在网上公开。

 

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南京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局长林志梅代表：这几年，检察机关依法惩治腐败的力度和成果有目共睹。但从以上的数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职务犯罪案件仍旧高发。我认为，检察机关不要光看抓了多少人，更要看预防了多少人犯罪。多年的经验告诉我，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也是生产力，也要从源头上抓起，突出的要抓好两条：一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大预防工作格局，二是创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

近年来，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工作规划，为全国性的预防职务犯罪立法奠定了基础。但是，法制化程度不高，仍是当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瓶颈。建议尽快启动预防职务犯罪国家立法，以法律形式将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固定下来，为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提供法律保障。

 

 

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侦察机关立案118490件；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56248件。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委员：在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当中，监督职能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两个数字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立案监督。在追究犯罪中，侦查机关如果对该立案的不立案，就会使犯罪分子逃之夭夭，这是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对还没有一定证据显示已经构成犯罪的立案，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也应当依法进行法律监督。

单从数字来看，显然是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力度更大一些，但“督促撤案56248件”这个数字却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表明检察机关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监督作用，避免侦查机关在侦查中为了收集证据，采用刑讯逼供手段、滥用强制措施等，有利于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这对于将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转化为司法实践、体现司法的人民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逸吟 殷泓）

（相关链接http://www.sxrd.gov.cn/0/1/3/15/12978.htm）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戴佳)全国政协委员、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快完善国家赔偿法，充分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

施杰说，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虽然经过两次修订，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个别条款设置不合理，导致推诿、拖延或不敢“作为”，个别条款设置违背法律原则，给申请赔偿设置了障碍，个别条款设置不够细致，导致无法判断具体赔偿义务机关，救济性的条款有所缺失阻碍赔偿程序的进行，以及赔偿程序期限过长等一系列问题，致使赔偿请求人(下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比如，国家赔偿法第8条规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但没有明确何谓加重的部分，这就极易导致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决定的机关为了避免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而相互推诿，或者在行政相对人本应受到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时，复议机关因怕担责而不敢‘作为’。”施杰向记者举例说。

针对现行国家赔偿法存在的问题，施杰建议:“通过完善国家赔偿法，使国家赔偿制度内容不断完备，从根本上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施杰建议，一是将国家赔偿费用列入中央财政预算，以避免出现各级政府由于担心地方财政在国家赔偿方面的支出而不予纠错的情形。二是将第8条修改为:“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与最初造成侵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此外，还要增加补充规定，申请人遭受违法拘留，或虽依法拘留但超过法定时限，以及被逮捕的，办案机关在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后，既不追诉，又不予撤销案件的，此种情况下只需申请人提供拘留证、逮捕证等能够证明案件超出办理期限的材料，而办案机关不能提供延长期限的证明，就可以提出赔偿请求。

施杰表示，国家赔偿法要明确二审法院仅改变一审判决的罪名、刑期，后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无罪的，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增加赔偿义务机关违反规定不接收申请书或者不按规定告知申请材料补正内容的情况下申请人的申诉、复议等救济权利和程序规定。施杰还建议合理缩短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的期限，提高国家赔偿的效率。

http://www.gx.jcy.cn/article.php?articleid=28450

 

 

 

曾率先提出设立危险驾驶罪推动醉驾入刑的全国政协委员施杰今天再次出手，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将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的提案》，建议毒驾入刑。

在施杰委员看来，与醉驾相比，毒驾带来的社会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介绍，仅2012年，因毒驾引起的交通事故案例高达百起以上，为历年来最高；当年4月，江苏常熟一名旅游大巴司机在驾驶前因吸食冰毒、操作不当造成特大交通事故，导致14人死亡、20人受伤。

“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执法部门对毒驾肇事的后果只能根据其伤亡程度以交通肇事罪进行量刑，而对未造成伤亡的毒驾行为，则只能视为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施杰说。因此，他建议尽快完善立法，使毒驾行为得到与其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惩罚，有效遏制其迅速发展态势。

施杰介绍，毒驾入刑已在欧盟、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普遍实行。我国公安部门也已掌握相关技术，20分钟便能鉴别吸毒者。该项立法具有可行性。

  （相关链接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3-03/05/content_4244997.htm?node=42291）

 

 

我从一个职业律师的角度出发，依然将毒驾入刑；修改国家赔偿法；网络立法；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环境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制规范列入我的提案之中。通过完善法律，保障公众知情权。而且在十八大会议上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应用法制思维、法律手段管理社会，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环境保护上政府有着不可避免的责任，特别要注意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出发，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要一味的以牺牲环境来提高GDP。并且进一步加快相关环境保护以及官员问责机制法律法规完善。

最近几年的司法环境让人并不是十分满意，司法腐败已经受到社会公众、党委政府高度关注。所以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我提出了一部分相应的提案。

（相关链接http://cd.qq.com/zt2013/2013QGLH/XFXS.htm#）

 

 

“报销时附上详细的接待清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很普遍。”——全国政协委员施杰

全国政协委员、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昨日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提“改行政命令为制度监督，遏制公款吃喝”的提案，希望能够依法推进，常态化监督遏制公款吃喝。

 

 

“在中央的督促下，我们已感受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对此施杰一一进行了列举：高端白酒价格下跌，铺张浪费的迎送宴请少了……

然而一组数据也引起了施杰的强烈关注——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

“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痛心。”施杰说，希望公款吃喝不要一阵风过后又“死灰复燃”。

 

 

除了严格追责之外，施杰还建议：在公务接待报销时，应遵守严格的报销制度和程序。“事实上，报销时附上详细的接待清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很普遍。”施杰举例分析：如在香港，公职部门的公务接待陪同的人数限定为至多两人，每人的消费额是250港元，并要求附上餐费的清单。“反观内地，在公款接待时往往只需领导的一个签字就能完成。”

“按照简化礼仪、务实节俭的原则管理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这是我国从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中，对公务接待的规制。

“这个规制，过于原则和概括。”施杰建议：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出公务接待的范围和国家标准，在此基础上，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不超出国家规定的公务接待范围和不高于国家制定的公务接待的标准。

（相关链接http://sichuan.scol.com.cn/dwzw/content/2013-03/03/content_4794533.htm?node=968）

 

 

来源：财新网2013年03月05日 06:57

 

建立尘肺病预防和尘肺病患者救助机制已刻不容缓

 

由知名媒体人王克勤等人通过微博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四川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的关注。近日他向财新记者介绍，将向十二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建立尘肺病预防和尘肺病患者救助机制。

尘肺病是患者在工作场所中长期吸入大量粉尘所致，目前该病已成为中国职业病的主要病种，发病率、死亡率高居职业病之首。近年来，尘肺病患者的集体发病造成的“尘肺村”、“尘肺乡”甚至“尘肺县”的现象，以及贫困尘肺病患者集体上访事件等引起社会关注，建立尘肺病预防和尘肺病患者救助机制已刻不容缓。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占90.21%，死亡149110例。

据施杰介绍，中国尘肺病新发病例大部分为农民工，而用工企业往往为中小型私人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为节省生产成本，它们往往不为接尘作业工人提供必要的防尘设备和用具。同时由于用工不规范和行政部门的监管不力，用工企业往往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也未购买工伤保险，尘肺病患者发病后无法通过工伤保险得到医疗救助。

此外，由于尘肺病从致病到发病一般有5至20年的潜伏期，用工企业在此期间可能已经破产关闭，尘肺病患者发病后无法找到原用工企业承担相应责任，导致尘肺病患者难以获得基本的治疗和救助，其家庭也随之陷入生活绝境。

由于尘肺病防治法律制度的滞后，以及尘肺病救助体系的缺失，而尘肺病患者往往是家庭贫困的农民工，当患者无法获得工伤保险救治，又无法找到承担责任的用工企业或雇主时，往往只能通过集体上访等寻求救助，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

基于上述问题，施杰提出建立尘肺病预防与尘肺病患者救助机制的五点建议：

——完善尘肺病防治的法律法规，对《尘肺病防治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尘肺病防治条例》颁布于1987年，已经滞后于现实情况，应根据尘肺病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修订，将尘肺病的鉴定、救助、用工企业的责任承担纳入该条例中，进行系统化、操作性强的立法。

——对涉及接尘工种的企业劳动安全设施进行排查和整改，对企业劳动安全设施不达标或粉尘浓度超标的企业予以整改；经治理仍然无法达到国家法定标准的，应予以强制性关闭。

——对用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等劳动用工情况进行常态化监查，对违法用工企业进行严惩。

——建立追责机制，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应追究单位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劳动监察部门、卫生主管部门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在尘肺病防治中应起到关键性作用，建立对行政主管部门的追责机制才能尽可能从源头上控制尘肺病的形成。

——建立尘肺病救助基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向从事接尘作业的企业征收尘肺病防治款，以此款项作为基金的主要来源，政府以财政拨款作为补充。通过该基金对上述无法获得职业病待遇的尘肺病患者实施救助，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相关链接http://china.caixin.com/2013-03-05/100497125.html）

 

 

在文艺28组的讨论会前，几名委员坐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委员说：“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开微博啦。”另一个委员打开手机就念了起来：“我是罗援，经批准我可以开微博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阵地，你不发声，别人就发声，甚至冒充你的声音发出一些噪声……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民，我们应该战斗！”

罗援微博开通的当天下午，“粉丝”就达7万余人，而委员们的反应和网络上一样强烈。军旅作家唐栋委员认为：“此举是与网络信息时代的特点相适应，体现中国军队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在网络听到罗援将军这样的声音，很振奋，凡是对祖国和民族有着浓厚感情，并与祖国共荣共存的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们，能不为此引起共鸣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袁熙坤委员充满激情地说。

“不管你接不接受、适不适应，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北京信息化协会会长郭为委员介绍，“我国已有5.6亿网民，网络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互联网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侨联主席吴晶委员对网络的影响力有切身体会。她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浙江绍兴杨汛桥镇芝塘湖村村民陈晓良，19岁时中风偏瘫。2007年，在市残联的帮助下，陈晓良在淘宝网上开了一家“完美生活超市”，专卖保健品。5年来，“开网店让他实现了自食其力”。吴晶说：“网络创造了1000万个就业岗位。对于解决社会就业、拉动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罗援说，之所以下决心要开微博，是因为自己曾是网络谣言的受害者。网络上曾有人冒用“罗援”的名义发声，强加不实言论，借题发挥，以讹传讹，造成的恶劣影响，让罗援有口难辩。他说：“比如网上流传罗援提出要‘轰炸东京’‘要率团登钓鱼岛’，这些都不是我本人的观点。”而部分人士未经核实，就以此大做文章，影响很坏。

“微博一转，围观千万”，一张艳照、一段不雅视频，在网络上发酵速度惊人，极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场，网络让人既爱又恨。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委员如是分析网络这把“双刃剑”。

2012年以来，从“表哥”“房叔”的落马，再到不雅视频等，网络反腐日益引人关注。然而，蔡玲也注意到，晒艳照、亮房产、小三曝光……网络反腐娱乐化、低俗化现象日趋严重，如不加以规范，负面效应显现，极易形成集体性的非理性力量，导致“误伤”甚至侵权违法行为的发生。

不健康、不真实的网络舆论会稀释网络的公信力，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k8凯发天生赢家·一触即发律师（成都）事务所合伙人施杰委员指出，种种负能量的宣泄对群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滋扰：网络“水军”绑架舆论，网络谣言漫天纷飞，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由此产生的副作用代价巨大。他认为，恶意控制、引导、左右网络舆论，利用“水军”牟利、甚至对个人进行打击报复，不是对新媒体平台良性的运用方式。“成熟的网络新媒体平台应该让网民心声得到有序表达。”施杰说。

换届之年，2013年的全国两会比以往更受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等媒体都运用官方微博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互动；直接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们，也利用微博“收集民意、汇聚民智”，直接发帖求建议；更多的普通网友，则在微博140字的空间里写下了他们对“中国梦”的期许。

“面对网络媒体的兴起和冲击，传统媒体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直面社会热点，主动进行议程设置，发出主流声音，引导网络舆论。”中国文联副主席刘大为委员为此强调。

“减少网络噪音，扩大网络正能量的传播，最重要的是要把网络的运营和使用纳入法制化轨道，用法律为网络正能量的传播保驾护航。”施杰委员建议出台《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个人隐私，打击利用网络造谣、诽谤和人身攻击的行为，优化网络民意表达环境，遏制网络暴力。

民建海南省委主委施耀忠委员认为，在网络立法中，应在政府管理与公民权利之间，在公共秩序的规范与个性化的体验之间，找到利益的平衡点。他说：“作为一块公民素质的训练场，网络应当成为人人皆能参与的言论场所，成为监督制约公权力的强大阵地，成为安全、有序、开放与自律的交流平台。”

郭为委员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网络，把政府服务信息网络化；对于网上舆论，政府要学会倾听，学会“打捞”网上最真实的民意；群众要学会表达，学会甄别最真实的公共信息。“网络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工具，用好它，能提高执政能力、推进社会服务。”（记者 张玉玲 韩业庭 吴潇怡）

（相关链接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2013lhhwm/dbwyhwm/201303/t20130307_1103880.shtml）

 

 

 

中国网3月7日讯 全国范围内的雾霾天气和水危机，引发全民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施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份环境提案，向环境保护中政府的责任提出了建议。

他指出，空气污染引发的问题和个别企业为躲避监管向深层地下水层排污等消息，让人们的安全感全无。就此他提议政府应该加快法律完善，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例如建立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环境问责机制，牢固树立地方政府一把手是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实现地级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双重问责等。

另外，他还建议加快修订《环境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将新型的污染物、污染方式等纳入法律规制的体系中，并对污染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施以重罚，提高其破坏环境的法律成本。

同时，施杰还建议尽快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取缔排污费、征收环保税的财政改革，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加快排污费改税的推进力度和速度。“费改税”后，原本由排污企业缴纳的排污费将由税务机构代替环保部门征收，这就避免了过去由于环保部门不可能一一对所有排污企业全面核实产生的弊端。同时，他建议将税收统一上缴中央财政，再由其统筹分配，科学管理，拿出一定比例的经费，以专款专用的方式反哺地方。

最后，施杰大力推行发展绿色公共产品，特别指出应该加快地铁、轻轨、电容式公交车等“零排放”交通工具的发展速度。此外，施杰建议政府尽可能多地吸收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到环境保护的队伍中来。环境污染防治，需要从依法行政层面、财政管理层面和公共管理层面，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共同打造美丽中国。（外文局环境与气候报道组 中国网记者 张放）

（相关链接http://roll.news.eastday.com/c501/2013/0307/2016432405.html）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 “在我看来，官员和公众人物因为其特殊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地位，不能被视同为一般的普通大众而享受一般标准的信息保护。他们享受到了其身份所带来的利益，隐私权范围也应受到一定限制，接受公众监督。”——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

 

“不遵守法律的代价太小。对于一个市值几十亿元甚至更多的企业，几十万元的罚金无济于事。”——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

 

“在一些地方，出现文化被政绩、利益捆绑，文化项目急功近利上马、多快好省实施。”——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

 

“老百姓认为，柴鸡蛋好，蛋黄多。其实，在养殖业内，有个‘公开的秘密’——通过把蛋黄精拌在饲料里给鸡吃，能让鸡生出的蛋蛋黄多，看起来像柴鸡蛋；普通花生８元一斤，染过色的黑花生卖２０多元一斤，染色成本约一斤３元。这样，花生通过‘化妆’身价翻番。”——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海宁市华丰村党委书记朱张金。

 

“个人信息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商业价值，使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采取种种手段非法获取、买卖，并且形成了黑色产业链。”——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

 

“有人看到大城市‘生了病’，什么人多、车堵、出行难啊，就以为是‘大’造成的。可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当前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程，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包括对滥用个人信息者如何制裁、由什么机构负责执法等。”——全国政协委员、苏宁云商集团董事长张近东。

http://www.hljtv.com/2013/0307/362479.shtml

 

 

本报特派记者 杜洪雷 廖雯颖 3月9日发自北京

手机上被迫收到的各式推销产品的短信；刚买房就能接到无数装修公司的电话……在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竟成了可以量化价值的财富,一些违法人员便铤而走险地贩卖。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同样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不胜其扰,纷纷提出要保护个人信息。

 

“下飞机一打开手机,第一条短信竟然是‘买房吗?便宜地段好!’”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对垃圾短信苦不堪言,“觉得自己像个透明人。”

商品推销的骚扰电话。半夜来电本身对我就是一种惊吓。我直接和对方吵了起来,没想到对方比我还强硬,说‘有本事你告我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虽然气愤难平,可确实无法去法院告他,因为他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据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介绍,目前,我国涉及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回复委员提案时称,我国现有涉及个人信息的法律近40部、法律解释10条、法规近30部、部门规章近200部。

 “相关条款内容不集中、适用不明确、范围受局限、处罚不具体,可操作性差,导致现实中个人信息受保护的力度很弱。”朱列玉一针见血地说道。

 

 

“如果我在南方网购东西,电商是北方的,结果我的个人信息在购物之后大量泄露,那么我该怎么办?”施杰举例称,如果在南方进行起诉,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主张,维权成本太高。再者,“午夜凶铃”可能会影响到休息或者身体健康,这个损失难以评估。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但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固定证据难等特点,定罪处罚的难度较大。施杰特别指出,现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通道多元化,号码是从哪个通道泄露出去,如何取证和保留证据,也是比较难的。

今年2月1日《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正式进入“有标可依”阶段。但是,施杰认为,“新国标”法律位阶还比较低,仅限于在信息系统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仍然不能解决个人信息保护因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而出现的种种问题。

 

 

谈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表示,谈保护之前,应先对哪些信息该保护做范围界定。“哪些信息允许公开,哪些应该保护?这些问题都要研究。”在施杰的提案中,公民个人信息除了公民的姓名、住址、电话、学历、家庭成员、资产等信息以外,还包括指纹、交通信息、GPS位置定位、医疗健康等内容。更多的代表委员认为应该尽快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整合现有分散零碎的保护法规。

施杰认为在立法中应该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重典治乱”的治理经验。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处以高额的罚款,并记入征信档案,据此依法对其贷款、投资经营、购房等行为进行限制。企业多次违法的,处以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个人多次违法的,可将此作为刑事罪名中“情节严重”的标准；行政或事业单位违法的,依法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链接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3/0310/c25408-20738223.html）

 

 

 

 

反腐官员们正在成为微博的“潜水一族”，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谢双成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不仅自己经常上网留意相关举报的帖子，而且监察厅内部还设有专人负责收集网络举报信息。

在过去的一年，“小鼠标扳倒大贪官”，点燃的不只是公众反腐的热情，也让越来越多的官员思考如何从网络借力，推进制度反腐，让反腐更加高效。

党的十八大以后，高层频频发声，多地反腐发力。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还不到20天便落马；重庆不雅视频书记雷政富被曝光63小时后遭免职；山东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更是在网民举报12小时后被调查；广东40天内5名高官落马。

借力中央高层惩治打击腐败的决心，“网络反腐”出现井喷式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认为，网友之所以把“网络反腐”当作一个好渠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原有的反腐渠道不通畅或效果不佳。

侯欣一注意到，被网络曝光的几名官员中，有不少都是“带病提拔”的，“这说明之前也有人举报过他，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反馈，所以才会想到利用网络、微博。”

“网络是反腐的有效渠道”，全国人大代表、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指出，对于民众通过网络提供的线索，官方非常重视，但网络线索不一定真实，网络反腐也非反腐唯一渠道，各方要理智看待。

去年全国两会前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专门就网络反腐作过统计。他撰文介绍，网络反腐所关注的几乎涉及各个行业和领域，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干部的生活作风、“三公”消费和贪污受贿，随后是医疗腐败、政府采购和官员豪宅。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述领域正是当前中国反腐的重点、难点。因此，高层对网络反腐的重视已经超出“回应社会关切”层面，更加注重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网络反腐不仅拓展了网络公共精神空间，更体现了中国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程度。

“微博一转，围观一万。”网络的围观性以及借助舆论形成的倒逼机制，的确促进了一批案件的高效解决，但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会不会有人利用微博反腐的环境，试图污蔑并敲诈某人？”一位来自央企的全国政协委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伴随着网络反腐的热潮，自己所在企业已经出现下属敲诈上级领导的情况，“要不给我升迁，要不就在网上‘曝光’你。”

一些代表、委员一方面把网络当做收集举报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制度规范”的问题。

马馼说，民众如果有相关线索也可以向一些常规渠道提供，“比如说12388纪检监察热线，大家既可以用电话反映问题也可以通过网络举报。此外，各级信访局、各级人民检察院也都有举报腐败的渠道。”

马馼表示，来源于网络的线索，要经过核实后才能够最终确定，“目前对一些不实信息的存在，要高度关注”。

谢双成直言，通过网络渠道收集的举报信息可信度并不高，相当一部分查无实据。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被曝光“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查实，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在2009年参加全国两会时就提出了《建立长效的网络举报受理制度的建议》，今年，他依然关注网络反腐的话题。

“现在这个时代，党员干部光靠自我监督不行了，必须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施杰说。

前段时间，香港特首梁振英遭媒体和网友爆料，指其在选举期间涉嫌贿选。梁振英高调回应，其竞选办主动向廉政公署提交相关资料接受调查。

施杰认为，“针对‘不当举报’，完全可以用梁振英的方法来回应和保护自己。要正面回应失实举报，要经得起曝光。”

施杰建议纪检、检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处理网络举报，规范网络举报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管理程序。“对网络相关线索进行专业的收集、分析，按真实性、可查性、影响性分级管理，定期向举报人作出受理反馈。”

针对网络举报泛滥可能造成的“泥沙俱下”，他建议纪检监察部门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网络发言人要对网络上爆出的官员涉嫌腐败问题，进行公开答复，公布调查情况。“保证渠道通畅，增强举报者的积极性，防止谣言传播，提高政府公信力。”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网络反腐绝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也需要制度来规范，必须成为制度反腐的有益、有效的组成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说，网络举报查无实据、造成恶劣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以“诽谤罪”起诉举报人。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网络举报大多为匿名，起诉谁？什么程度的名誉侵害才构成“诽谤”？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建议，对一些不良网络反腐举报信息和涉嫌侵权、打击报复性质的虚假网络反腐信息，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建立秩序保障、有法可依的网络环境。

这一建议，此前早已受到中央纪委的重视。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曾指出，有关部门要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要引导网民合法合理地表达诉求，提高网上反映的案件线索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马馼透露，基于网络线索而展开调查的案件占比目前来看还很少。未来，只有加强法制，对一些网络行为作出规范，网络反腐才有望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记者 王烨捷)

（相关链接http://roll.news.eastday.com/c501/2013/0309/499462169.html）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3年3月10日

 

今年大年初一，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将部长伍皓公车牌照号公布在微博上，却引出始料未及的争议。本意是便于公众监督“公车私用”，结果是遭到质问“厅级干部可以配公车吗”？

公车改革呼声日高，已经成为近年来两会的“保留曲目”。在本届两会上，代表委员积极献策，希望继“舌尖上的浪费”之风开始被扭转后，“车轮下的腐败”也可以很快得到遏制。

中国究竟有多少公车？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被广为使用的数据称，中国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公车超过200万辆，每年消费支出为1500亿元到2000亿元人民币。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经过调查称，社会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营成本是0.82万元，而公务用车是3万元。

综合相关部门和各地方的数据，2011年车辆购置及运行经费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不那么富裕的地方，一边是动辄数十万元的公车，豪华的办公大楼，另一边是简陋的学校，没有桌椅的学生，二者形成鲜明反差。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陈建国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用公车人员过多，名为工作用车实为专车，用车太豪华，成为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伍皓事件中，网络成为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公车私用滋生官僚主义”

一些公务员认为，公车本身就是一种待遇，用公车接送老婆孩子上下班、买菜、办事都在情理之中，算不上违规。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使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公车私用占到了三分之二。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今年提交的议案是《刹住“车轮下的腐败”》，他对公车私用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有深刻的认识。

“从干部成长角度说，公车私用滋生了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在某些干部心中，官做到什么位置就要配什么档次的车，还必须是专车专人用，没有车就出不了门，没有车就办不成事”。张育彪说。

公车私用也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张育彪认为，公车私用诱导了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

2011年，公车改革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政府公务用车改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推进公务车购置使用的公开。

“中央有决心，基层有呼声，国内外有参考的制度也不少，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根本推进？就是堵在了这个中间环节。”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说，在目前车改破题阶段，中央的决心之外，要广泛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层“两头挤压”的倒逼之势。

目前，杭州、温州、大庆等地都进行了公车货币化的改革。不过，陈建国委员担心，在公车数量未大幅减少的情况下，货币化改革成为一种额外的福利，于改进作风并无好处。不过他认为，货币化改革是大势所趋。

对于遏制公车私用，政协委员刘红宇认为，公车应有专门的牌照，便于公众对公车私用的监督；同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公布公车数量及使用费用。(完)

（相关链接http://roll.news.eastday.com/c501/2013/0310/3418227507.html）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认为，网络立法应从保护公民权利和制约公权力滥用两个角度加以完善。一方面，网络立法应包含保护公民正当表达意志的权利和捍卫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重铸网络社会的安全感。建议出台保护网络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明确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原则、保护范围以及保护的责任主体，强化问责制。另一方面，应从监督限制公权力的角度，建立对官员、公众人物的网络监督体系，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正能量。建立长效的网络监督受理机制，引导依法、有序的网络监督，让网络监督与制度约束共同发力。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和设立严格的保密措施，防止打击报复。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原主任王承德建议将水资源的拯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水的供求以及开发利用优先纳入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加强水危机宣传教育，建立节水型农业、节水型工业及节水型社会，开展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加强江河水源生态营造和保护，积极推进种草种树、退耕还林、退耕还湖工程。立即限制或停止地下水开采，防止由于过度开采导致的雨量减少、沙化加剧及土地退化。建立和完善以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适当提高水价，实行“按成本计价、超计划用水加价”的办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主任医师俞光岩说，雾霾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会刺激眼睛流泪，刺激咽喉咳嗽，加重慢性呼吸道疾病以及冠心病患者病情，导致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可能引发肺部气道黏膜损伤甚至癌变。因此，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关注空气质量，使广大群众提高维护空气质量的意识。如外出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觉限放烟花爆竹等。要下决心控制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尽快清除行驶过期以及排放超标的机动车辆。有关部门须尽快实现燃油油品质量升级，制定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制定空气重度污染日应急预案，包括限制公车出行、停止建筑工地施工、排放大户企业减排、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措施。

（相关链接http://csr.mos.gov.cn/mos/cms/html/122/572/201303/28558.html）

 

 

 

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20.5小时，平均下来每天约3小时。

然而，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网络上也充斥着各种“不和谐”现象。治理网络乱象，成为本届两会代表委员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今年1月，针对某软件公司诱导网民安装其软件，通过不兼容、难卸载等方式阻止网民安装其他同类软件产品，并同时诱导用户删除竞争企业的软件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北京市工商管理部门约谈了该公司并给予其行政告诫。

“类似的互联网企业不正当竞争现象比比皆是，不仅严重破坏了网络诚信和秩序，也危害了使用这些互联网产品的网民利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说。

据了解，199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造成竞争对手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互联网企业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客体不仅是“竞争对手”，更是广大网民。如软件公司用推荐诱导、默认同步安装甚至伪装成微软官方补丁等方式，将旗下产品强行安装至网民电脑中，通过默认设置、强制升级等方式，修改用户的浏览器和主页设置。

“针对互联网行业中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旧的法律已无法适应，暴露出执法范围过窄、执法手段不足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说，执法力度偏轻，也导致部分企业为获取高额利润愿意接受罚款和处罚的现象，无法遏制违法行为。

高文委员提出，国家应当及时完善、修改法律法规细则及惩处条例，加重对违规企业的打击力度，施以重刑。“必要时可追究刑事责任，让损害网民和公共利益的互联网企业因不正当竞争而付出沉重代价。”

 

 

免费杀毒软件泄露用户隐私、非法钓鱼网站窃取用户信息……随着网络安全问题不断暴露，让网民大呼“上网如同裸奔！”

一些不法企业甚至知名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抓住网民心理，在互联网上设计诸多打着“免费软件”“免费游戏”幌子的“免费陷阱”， 通过技术手段在网民不知情或对相关软件使用条款不了解的情况下，窃取个人隐私信息，甚至造成了网民的财产损失。

“加强网络安全隐私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程苏说，网民个人信息被窥视、泄露和非法利用，暴露出互联网行业发展不成熟、行业监管力度不足、法规不健全、企业缺乏自律意识等一系列问题。

对此，本届两会已有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尽快制定专门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全国政协委员、苏宁云商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当前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程，明确滥用个人信息如何制裁、由什么机构负责执法等。

“除法律层面外，很多信息安全问题是执行不善造成的。”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说，“不遵守法律的代价太小。对于一个市值几十亿甚至更多的企业，几十万的罚金无济于事，应加大处罚力度。”

高文委员呼吁，互联网企业应加强自律意识，并接受来自国家权威检测机构和民间专业安全技术爱好者的检查与监督。

 

 

浏览网页时，含有广告的小窗口接二连三跳出；随着鼠标移动，被迫阅读广告，影响上网速度，甚至一不小心就自动跳转到色情网站……这让很多网民头疼不已。

“网络广告多且杂，虚假与违法广告丛生。网络已经成为一些违法广告的‘避风港’，误导和欺骗消费者，影响极坏。”程苏代表说。

我国网络广告目前处于“监管真空”，虽然一些法律法规有所涉及，但未给出明确的判定和处罚依据。

因此，程苏代表建议尽快出台《网络广告法》，加强网络广告监管，如建立发布网络广告的登记备案制度，明确网络广告内容的审查责任及法律责任。

“最可怕的是，这些网络广告和所链接的暴力、色情等信息，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如同‘网络毒品’一般无孔不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朝克说。

据统计，我国19岁以下的网民约占网民总数的25.7%，学生是网民构成的最大群体。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最近发布的《中国网民安全上网研究报告》显示，18岁以下的人群接触过色情信息的比例为38%，约15%的未成年人在遇到色情网页后会进入浏览。

高文委员建议，完善网络污秽信息快速举报机制，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暴力等网络污秽信息加大打击力度。

“政府应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用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向他们提供文化产品，引导未成年人正确、合理地使用网络。”朝克代表表示，互联网发展也不能脱离文化之根。“‘美丽中国’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还网络一片净土，这是全社会的责任。”

（相关链接http://news.cnfol.com/130311/101,1587,14587676,00.shtml）

 

 

 

今年两会期间，反腐也是代表和委员们建议的重点话题之一。

“反腐就是抓贪官吗？”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认为，反腐有三种方式，让官员不敢贪、不想贪、贪不了。“当前反腐在让官员‘不敢贪’上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对‘不想贪’和‘贪不了’方面做得还不够。”

朱列玉表示，要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腐败，还是要把官员从“不敢贪”转变为“不想贪”和“贪不了”。他建议国家应加强现金管制，在“技术反腐”上多下工夫。就现金管制的手段，朱列玉建议商业银行应该要求提现时出示报告，交代提现事由，并对大额提现进行监控。再比如，通过监控官员的银行账号，把银行账号与身份证号关联，形成良性的预防腐败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认为，网络反腐是很高效的反腐渠道，应该充分肯定。“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核查处理”已经成为一条反腐特色路径。“网民几乎成为最活跃的反腐监督主体。”施杰说，网络反腐的广泛参与性和社会公开性，能够补充内部自我监督额不足。

施杰认为，网络反腐要想走得更远，需要建立更加畅通有序的长效机制：举报人通过网络平台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供线索信息，相关部门及时跟进调查了解，可以设专门的“网络纪检”。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杨建祥认为，应当抓紧出台一部综合性的《反腐败法》，对公权力实施制衡，从法制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对于代表、委员的呼吁，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理论法学博士生导师林喆深表认同。林喆向记者表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制度完善的关键是法律制度的完善。”

林喆说，《反腐败法》的呼声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但《反腐败法》至今仍未出台。林喆认为，对于廉政建设，国家在惩处有问题的干部、制定严格的党规以及通过两院司法解释加强对腐败犯罪行为的惩治上取得了成效，但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完善的反腐败体系，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反腐败法》的制定出台上。（本报特派记者廖雯颖王茂林3月3日发自北京）

（相关链接http://sd.sina.com.cn/news/sdyw/2013-03-04/10125239.html）

 

 

 

东方网3月7日消息：随着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一声“毒驾入刑”的呼吁，6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加入到立法整治“毒驾”的声援大军中。

“这不是交通事故，而是在杀人！”7日，面对记者的采访，傅企平特别强调道。

据公安部统计，2012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数量已接近200万人，而中国实际吸毒人数(包括已被查获的在册吸毒人员和未被查获的非在册隐性吸毒人员)大于这个数字。

与吸毒人数相呼应的，则是日趋飙升的机动车和驾驶员数量。2010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员人数均超过2亿，之后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据傅企平介绍，2012年，因“毒驾”引起的交通事故案例高达百起以上，为历年来最高。

2010年，杭州一辆轿车在10多分钟里连撞17人，最后将一个女孩压在车底下。后经涉毒检测表明，肇事男子吸食了K粉(氯胺酮)。同年，辽宁丹东一名吸毒男子疯撞数车，母亲与民警轮番劝说后自首。

伴随着血的代价，“毒驾入刑”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被称为推动中国“醉驾入刑”第一人的施杰表示，社会各界应清醒地认识到，与醉驾相比，毒驾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毒驾”狂潮，通过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治理已经变得日益紧迫、刻不容缓。

在2012年出台的号称“史上最严交规”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等法律、法规中，都对“毒驾”行为进行了规范，并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然而，令傅企平担忧的是，当前执法部门对“毒驾”肇事的后果只能根据其伤亡程度以交通肇事罪进行量刑，而对未造成伤亡的“毒驾”行为，则只能视为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现有规范的处罚力度根本无法对‘毒驾’行为起到防范于未然的震慑作用。”

傅企平建议，研究检验是否毒驾的简单快速检测方法，主要采用唾液检查的方式。抽查嫌疑人员，对于检测到毒驾的，不区分吸毒量的多少，只要“毒驾”了，就给予严厉处罚，且处罚严厉程度上应该高于“酒驾”。

此外，他还表示，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让老百姓在认识“酒驾”的同时更要了解“毒驾”，彻底向毒品说不。

（相关链接http://news.eastday.com/c/2013lh/u1a7240709.html）

 

 

 

■本报记者周斌

3月6日，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这让刚刚提交了完善环境保护中政府责任的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心里沉甸甸的。“治理雾霾污染刻不容缓。”他向《法制日报》记者感概道。

也在同一天，施杰看到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席大大总书记当天参加代表团讨论时主动谈及雾霾天气。这一消息也足以让很多委员兴奋，记者采访了解到，“两会”期间，委员们非常关注雾霾污染，很多委员对如何防治建言献策。

 

 

今年春节期间，一些地方大量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空气质量下降，引发社会对是否禁止燃放的大讨论。“两会”期间，多位委员也将目光集中在燃放烟花爆竹上。

全国政协委员何奇耶徒建议在市区，任何时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储存、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

全国政协委员李萍举例说，春节期间，湖北武汉等地PM2.5已比较严重，加上燃放烟花爆竹，造成更严重的大气环境污染；而广东广州从1992年开始一直明文禁放烟花爆竹，空气质量优良。

“请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效仿广州，禁放烟花爆竹。”李萍说，对于春节或重要的节庆活动，可由政府部门安排集中表演燃放，以兼顾民众习俗。

全国政协委员李世杰和许强则不约而同将改善空气质量放在了减少和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上。李世杰建议进一步提高2.0以上车辆购置税额，大幅度提高4.0以上车辆的征税额度；许强认为应优化公共交通方式，加快地下和地面轨道交通建设。

 

 

相比燃放烟花爆竹，环保不达标企业排放或企业私自排污等造成的危害更大。公开资料显示，一些地方存在企业公然排放不经处理的废气，被执法部门处罚过后企业不整改继续排污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违法成本太低了！”施杰告诉记者，于2000年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排污单位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等行为，执法部门仅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

全国政协委员马玉红对此亦有相同看法。她建议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她建议将“5万元以下罚款”改为“30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同时，对相关责任人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还规定，建设项目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应改为并处相当于建设防治设施价款1倍以上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个人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马玉红表示。

 

 

“将PM2.5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这是农工党中央在党派提案中的建议。农工党中央认为，各级政府应定期通报、公开PM2.5控制目标完成情况及考核结果；未能完成PM2.5任务且空气质量持续恶化的城市，追究政府相关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对此，施杰非常认同。他说，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不仅给地、给钱、给政策，更有甚者打出了“环境污染免责”的旗号。应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对地方政府和主要官员实行发生恶性环境污染事故一票否决制。

“政府要建立城市空气污染应急预案，设置PM2.5上限。”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建议说，届时，可对部分车辆实施禁行，限制重污染企业排放等。本报北京3月7日讯

（相关链接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3-03/08/content_4255349.htm?node=20734）

 

 

 

“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回首过去5年，政府工作报告如此总结。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展望未来工作，报告提出建议。

连日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政府自身建设的总结和建议，引起不少代表委员关注。

事非经过不知难。本届政府过去5年里坚持实行科学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在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迈出了新步伐。

推进科学民主决策

【报告原文】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政府决策程序。

【5年历程】这是一幕缩影——2011年，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物价普遍上扬，群众生活受到影响。7月9日，温家宝总理来到陕西咸阳，深入农户家、养殖场和超市实地调研，并在超市库房召开座谈会，向生猪养殖、屠宰、检验检疫、猪肉加工、销售企业以及保险公司等方面群众问计。7月12日，国务院出台5个方面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到2012年一季度，全国猪肉价格持续下降，部分地区低于或接近上年同期水平。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也是《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定的重要原则。五年来，国务院不断完善重大事项调查研究和集体决策制度，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公开征求意见和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健全科学民主决策程序，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之路上不断前行。

五年里，国务院定期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通报工作；每季度都要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论证评估。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第6天，国务院决定成立包括13位院士在内的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为抗震救灾提供科学支持。

【代表委员声音】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说，从将农民工、种粮大户等基层群众请进中南海，到就政府工作报告深入社区、村庄征求意见，中央政府在科学民主决策上作出了表率。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近年来惠州提出“由民做主”施政理念，在制订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比如2011年底首次启动民生实事征集工作，请老百姓海选敲定2012年政府要办的十大民生实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曾多次受邀到中南海参加征求意见座谈会。他说：“听取专家意见，是提高政府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我把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反映给决策机关，政府在政策制定中都融入了我们建议的思想。”

推动政务公开

【报告原文】大力推动政务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和公务接待、公务车购置使用、因公出国出境经费公开，让人民群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政府工作，更加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

【5年历程】继2011年90多家中央部门首次公布“三公”经费后，2012年7月19日，各中央部门在同一天集中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很多部委还在其官方网站

首页突出位置“高调”亮相其决算，并力图用更形象的方式让公众看明白。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2008年以来，从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新修订的保密法、合理区分公开与秘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政务公开范围由少到多，内容由粗到细，公开透明逐渐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地市级以下机关政务公开全面推开并逐步规范，省部级机关政务公开正在深入推进。各级各类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也在稳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国建成行政机关门户网站4.4万个。各级各类行政服务中心快速发展，全国已建成2.8万个综合性行政服务中心。

【代表委员声音】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说，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本届政府做出了努力。比如预算公开，原先不公开的预算包括行政费用、“三公经费”已在公开过程中。百姓可以在网上评论，监督政府权力运行。他同时指出，目前政务公开的程度和方式距离百姓需求和知情权的满足还有一定距离，需要进一步改进。

“过去五年，政务公开的意识空前，但发展不平衡。”民进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委员说，“各地政府公开程度也不同，公开的充分度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其实，习惯了公开，执行过程中会更加科学更加谨慎，工作效率也会提高。”

坚持依法行政

【报告原文】我们始终把实行科学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

【5年历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关键。从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到专门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贯彻实施行政强制法，回顾五年来的政府工作，清晰表达了一个理念：越是面临困难，越要以法治坚定信心、凝聚人心、彰显理性，越要坚持依法办事，通过法治保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2011年末，随着数起惨痛校车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校车安全”话题引发广泛关注。1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随即，7000多条不同意见纷至沓来。在与地方政府、专家、学校、家长、交警多次交流并借鉴地方经验、国外做法后，国务院2012年4月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戒毒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08年以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议案有34件，制定行政法规113件。

【代表委员声音】陈奕威代表认为，建设法治政府，要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大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竞争机制，让企业“有事可以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

戴仲川代表说，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长期任务。越权、不按法定程序办事的情况在有些地方还比较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指出，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式。不依法行政，政府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他建议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扩大顾问服务范围，加强法律服务深度。

严格责任追究

【报告原文】审计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越来越明显。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监督管理。探索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并切实执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努力提高行政效能。

【5年历程】2011年12月28日晚间，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公布了长达15000字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详细说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应急处置情况、事故原因和性质，以及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等内容。

山西襄汾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上海静安区公寓大楼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五年来，国务院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度，2009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对决策严重失误、失职渎职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实行责任追究。

【代表委员声音】蔡达峰委员说，从一次次审计风暴看，过去五年政府内部的监督比过去明显加强了。政府内部问责之外，还应多接受人大询问、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指出，从首问责任制到行政首长责任制，这几年政府加强了问责的制度化建设，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矿难等事故仍然不断发生。建议立法保障问责制度的程序化，避免问责制流于形式。要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监督积极性，聘请社会监督员，充分发挥代表委员作用，加强对问责过程的监督。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相关链接http://rb.bjrb.cn/html/2013-03/09/content_1995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