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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跃新：股权投资专家、文化产业资深策划人、中国并购联盟（现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副主席、秘书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律师专家、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客座教授。现任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股权投资事务特别顾问、中广国际创意产业基地总顾问，本刊特邀策划。

 

　　潘跃新：用法律之眼，看经济之事，法眼看经济，越看越清晰。《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本期封面话题是“发烧的投资人”。从2009年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PE时代。大家感觉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有钱人拿着钱到处在追企业；有些发展不错的企业感到困惑和麻烦，基金都去找他们，说出来的话让企业既感到鼓舞又感到纠结，“你这个企业不错，应该上市，我给你20倍市盈率”，“你的企业可以两年内上市”。企业家们感到这些投资人真的很疯狂。另外，投资人也很有意思，不少人不仅是投资行业名人，还成为了公众性的名人。比如现在投资圈里有三个人很有名，第一个是国美之争中贝恩投资的竺稼，竺稼并未发表过很多的言论，但他的名字、形象时常出现在各种财经媒体上。第二个是大摩投资的大魔女，虽然很多人搞不清此人的真实性别，大魔女大骂当当CEO李国庆被各种媒体直播，投资圈的人可以直截了当用语言羞辱自己的客户，使大魔女很出名。第三个就是鼎晖投资的王功权，他没有做出惊世骇俗的私奔行为之前，本身就是一个财经名人，他有很多的政治情怀，同时也有很多观点的表达，再加上鼎晖确实干得不错，因此他私奔后引发的轰动效应非常大。投资圈发生的事好像有点像娱乐圈了，让大家觉得投资人实在烧得可以。今天我们就聊聊发烧的投资圈。今天邀请的嘉宾有法律界的专家管建军律师、投资界的的王豪文董事长、媒体界的胡峥记者。

 

　　管建军：中国投资热的产生原因有多种，目前整个市场流动性过剩，资金特别多，是推高和推动投资热一个最重要因素，境内创业板的推出，创业板很高的市盈率也使投资越来越热，与此对应的是，企业海外融资的渠道与前几年相比受到了一些限制，或者说这方面的渠道变窄了，也使境内投资热越来越盛，我感觉这股投资热造成了四个后果，第一，投资过热导致泥沙俱下，无论是否有投资经验的投资人都纷纷加入。第二，正因为有大量不太有投资经验的投资人参与市场竞争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趋之若鹜的现象，对于比较规范的投资人反而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第三，在这股投资热中，当然不乏富有投资经验，注重中长期投资效益的投资人，但也有很多投资人只追求短期效益，不注重企业中长期的培养和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杀鸡取卵，使一些还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应该着重内功建设，经过一定时间发展会成为很好的企业，因为投资热推动他们尽快做融资或上市，反而对企业良性发展是不利的。第四，由于投资过热导致大量资金涌向上市前的融资这些高利润领域，也容易导致PE腐败。

 

　　潘跃新：王总是做GP（投资）的，我有一个问题，现在所有的投资基金开口就是10亿、20亿、30亿，这段时间我也在帮助政府做投资基金落户的事情，现在好像基金规模3亿、5亿元的都觉得开不了口，现在钱真的这么好募吗。

 

　　王豪文：我看了一个报道，国家为调控房地产出台限制购房政策后，5000亿元左右的购房资金大部分流向了金融领域：房地产信托和私募股权基金。同时也由于今年股市二级市场表现不佳，股市上也有很多资金跑到了一级市场，导致的后果不是做PE就是做VC。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前国家针对某些行业出了一个限制企业海外上市的政策，中国市场又经历了大小非减持、全流通时代和创业板的推出，对于外资和人民币基金来说，在国内有了一个很好的退出渠道。再加上现在创业板一经炒作，比国外资本市场的市盈率还要高，造富效应很明显，很多本土企业和老百姓都认为市场的钱好赚，导致了很多人民币基金的大量成立和热钱的纷纷涌入，可以说，只要有好的项目或好的商业模式，募资确实不是问题。

 

　　潘跃新：这么容易？你的背景是山西的，山西和温州都是富人扎堆的地方，他们对投资基金感兴趣吗？

 

　　王豪文：从山西对PE的认识上来说，很多企业是有兴趣的，为什么呢，我从一些实业家那里了解到，很多基金都游说：我们所投的企业都是要上市的，年回报率都在60%以上，做得更好的时候，还会以倍来计算。你想想做什么实业能赶上这个回报率，这就不仅吸引了好多企业，还吸引了很多老百姓，山西现阶段的闲置资金比较多，自从国家兼并重组，关小上大煤矿的政策出台以后，很多民营资金退了出来，山西大多数民营实业家以经营煤为主，煤矿干不了了，现在做其他行业又需要一个交学费的过程，同时也感到投资实业操心的地方太多了，干得太累，现阶段手里的闲钱又不知道去做什么。听了一些基金宣传的美好未来，有部分实业家虽然本身对资本投资这门专业技能不太了解，对基金的选择也比较盲目，但又禁不住诱惑，有不少人投资了不同类型的PE基金，他们尤其是对那些通过某些政府部门介绍引见的基金感兴趣，认为他们这些基金有实力，更权威，更放心。

 

　　潘跃新：你现在的基金规模有多大。

 

　　王豪文：5个亿。

 

　　潘跃新：你倒挺谦虚的，一点没发烧。现在很多投资人都会说，我们5个亿已经投下去了，后面还有30个亿快募完了，你会这样对别人说吗？

 

　　王豪文：我认为业绩是PE基金未来发展的基础。我看到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光投向PE的资金大约有580亿元人民币，是去年同期的4倍多，也是2010年四季度的3倍多，这样看来今年全年下来就要二千亿规模以上了。客观的讲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PE基金本身的优势在于具备发现价值，提升价值，实现企业价值的能力，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和高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推动，从而满足社会需求。这个过程在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正常也需要3到5年的时间。现在中国这么多资金进入PE基金，现在来看这个市场整个是倒过来了，很多新成立的人民币基金管理人为了下一次募集更大的基金规模，想尽快的让中国第一代的实业出资人看到回报，往往更重视短期利益，这就导致了中国的一些PE基金脱离了核心的价值观，把控制风险放在了第二位，一味的追求上市前突击入股，毫无节制的提高市盈率，以便自己能够被企业相中。我就了解到一些基金甚至在某企业提出公司按40、50倍的市盈率估值，都快接近上市后的市盈率后，都还要争着往里进。

 

　潘跃新：胡大记者，从媒体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胡峥：作为媒体人对社会现象比较关注，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投资热，我的感觉是，一是中国的有钱人真的是超乎想象，上次报社开编前会，有位同仁说全国有3000个亿万富翁，我说加个零都远不止，对中国相当部分的人是不能光看工资薪金收入的，我的观察是某些人的隐形收入或者灰色收入还有资产增值是无法估量的，这从胡润百富榜上可以看到，山西的煤老板、温州的富豪，鄂尔多斯一个小地方房价炒得多高，富翁有多少？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消息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不下7000人。

 

　　二是从国家宏观层面上来观察，中国以前给人的感觉是世界加工厂，生产的是低价值的产品，而且还要被别人层层盘剥，国家看到了这个问题，搞产业升级，希望通过经济转型提高附加值，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难，国家鼓励其去直接融资、上市，创业板推出已近两年了，第一批有28家上市，当时申购的人很多，中签一个好的能赚1万多元，确实有财富效应，创业板就是给投资人一个退出的出口，我投资进去，可能有10倍、20倍的回报，在喜欢来快钱的当下，对公众很有吸引力。所以“全民PE”,“全民VC”也就不足为奇了。

 

　　潘跃新：08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出台了一些比较适合投资的法律和法规，在这之前人民币投资基金没有发展起来，主要是法规和政策配套不完善，当时红杉、鼎晖等几家外币基金，给了中国老百姓初步印象，这几家基金捧着钱找好企业，那时找到好企业很容易。但08年以后有重大变化，目前处于大洗牌阶段，在我的感觉里，2010年是中国人民币基金元年，合伙企业法出台意味人民币基金可以由合伙基金来做，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双重纳税问题的解决，合伙基金可以先分后税，这是投资基金国际上的规则；证监会对合伙基金作为IPO发行主体资格问题也解决了，人民币基金投得进去出得来了。这三大问题的突破，使得投资基金的法律和法规配套完善了，同时还推出了创业板，是给民企一个直接融资的平台。过去我们工商注册是实收资本制，一个企业有5000万注册资本就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了，哪像现在的投资人开口闭口10个亿。这里有个法律概念，合伙基金是承诺制，如果以前一个投资人有家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公司，出去跟别讲自己有5亿10亿元，那就是欺骗。但现在不一样了，投资基金是承诺制的，不需要先实际到位全额资金，待到项目找好了再出。在这个大背景下，我觉得投资人发发烧也是正常的。

 

　　第二个话题，投资圈里出了很多名人，比如红杉的沈南鹏还是某年度的年度经济人物。他就是因为搞了投资基金才得到了年度经济人物荣誉，这是社会给投资基金这个行业一个很高的荣誉，中国律师制度恢复30年了，中国法治人物年年评，却没有一个律师当选。我经常参加波士堂节目，参加波士堂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很多年打拼后取得很大成绩才被请到波士堂的红沙发上，而投资圈的基金刚组建，投资管理人就被请到波士堂的红沙发上。大家很奇怪，为什么社会和媒体那么关注投资行业和投资管理人？

 

　　管建军：我刚才边听边思考，我总结出两个心态、两个效应。一个是公众渴望财富的心态，还有一个是政府和社会经济先行的心态，与这两个心态相关的是，一夜暴富的示范效应和媒体关注的放大效应。整个社会包括公众渴望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尽可能短的时间取得尽可能多的财富，这是一种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而投资名人正是起了示范效应，他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功包装一、二家企业，便成为巨富或非常有经济地位的人，这就满足了人们对财富英雄的渴望，这就使人更关注投资而不是实业本身，而其实投资的主体还是实业，之前那么多年企业好找，而现在却是资金好找而好企业难找，因为浮躁心态的人多了，有钱的人多了，愿意花力气办实业的相对少了。

 

　　潘跃新：如果让投资人长期成为社会公众名人的话，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正向效果还是反向效果？

 

　　管建军：每个行业也需要名人的示范效应，但如果只是投资界名人占据社会，包括政府、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那会导致一种非常浮躁的心态和文化。

 

　　潘跃新：媒体非常关注炒热钱的、挣快钱的人，而另一方面天天讲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老胡作为资深媒体人是怎样反思和认知呢？

 

　　胡峥：媒体经济就是吸引眼球的经济，老百姓喜欢看什么媒体就关注什么，特别是强调媒体要进入市场后，它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与读者、观众的认知度息息相关。当然媒体也有社会责任问题，现在有些媒体确实在这方面存在问题，整天就关注明星的绯闻，过度报道社会的负面新闻，存在着社会责任的问题。

 

　　潘跃新：媒体也有分类，有的只关注怎么快速致富，比如现在的财经节目，它不管社会公平不公平，也有专门关注社会公平性问题的。不同的媒体各管各的事，各唱各的调。

 

　　胡峥：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以前我们老觉得媒体引导社会，而现在是社会引导媒体，因为媒体越来越脱离国办，逐步走向市场，媒体面临生存压力，要解决生存问题就要尽最大的力量吸引眼球，吸引受众。当今的社会，相当部分的人特别浮躁，希冀一夜暴富，来快钱，投资名人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财神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百姓渴望快速致富的愿望在投资名人身上体现出来了，因为老百姓关心投资人的成功得失，所以媒体就会去炒投资名人。

 

　　潘跃新：明白了，这就是人性欲望，客观上讲，挣快钱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问题是快钱不是谁都能挣的，必须有一种社会的力量来保持社会的基本平衡。比如你挣到了钱，你就要去做慈善。王石曾说过一句话，在中国有了名就不要钱，有了钱就不要有名。王总从投资人的角度如何看，投资圈出了那么多的名人，从你的心态上来说，挣钱应该都是悄悄的，现在出了名是否会很麻烦。

 

王豪文：投资圈大部分名人并不是自己想成为名人，现在基金管理界出来的几个名人靠自己独特的超前意识，扎实的资本能力使所在基金造富效应凸显，老百姓自然关注多了，媒体报道也多了，基金管理人自然就“被名人”化了。我觉得出几个名人对这个行业还是有帮助的，原来有很多企业家不懂资本市场，因为有名人的带动效应，开始关注起这个行业，进行一番研究交流后认为自己的企业也可以上市融资嘛，这对实业家带领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基金管理名人是以业绩而出名的。我认为现在中国刚开始投资初级阶段，为数不多的名人有了一些成绩，但以前的成功代表不了以后的成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制度的完善，以前的名人可能就得被淘汰，而未来能够脱颖而出的，一定不是有了钱就可以的，一定是了解市场，有好的理念和智慧，能够把资本和企业更科学结合的人才能够成为名人。

 

　潘跃新：实际上投资人并不是时时都有好日子的，据说目前今日投资的徐新日子就不太好过，投下去几个案子都因为外部和内部因素全都搁在沙滩上了，把好多钱搁上了。但问题是她就是遇到麻烦，媒体依然关注，她还是名人。我也同意大部分投资人是被名人了。现在有一个问题，比如贝恩资本的竺稼在国美之争中的表现，人们开始对投资基金产生了不信任，原来对投资基金的概念是投资人不介入企业运作，不介入股东之间的纷争，也不介入企业实际的管理，所以当时企业也比较喜欢。现在企业家们认为要好好面对基金了，基金除了关注业绩之外，有的还是会参与股东角力的。还有最近大家十分关注的大魔女骂人和王功权私奔等事件，大家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管建军：名人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应该对自己的行为予以适度的约束，在投资界一个负责任的、理性的、合格的投资者，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跟投资行为一样，理性、谨慎和负责任。

 

　　王豪文：这些都是个例，不代表整个投资基金业的主体。竺稼因为有陈黄之争，有以前的恩怨，以偏概全是不对的。这和整个私募基金的投资、价值选择，不参与企业经营的准则，没有任何关系。不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一直是私募基金的原则，如果说介入了那它就不能叫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了。但是如果说股东有损害其他所有者利益的事情发生，基金为了保证它的权益，都必然会选择介入，而日常的生产经营绝对不会介入的。在中国，很多家族企业有的时候在决策上缺乏科学性，它必须要参与介入，这种参与不仅是为了保障它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整个企业的效益，这种参与是不矛盾的，也是合理的。

 

　　胡峥：王功权最早做过公务员，因为不安于现状，后来下海去海南成为万通六君子之一，在投资界相当有名望。对于私奔这件事，我的看法是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他个人的特质所决定的，他喜欢写诗，有诗人的气质，还有比较好玩的是，他崇拜的人居然是电影明星巩俐，这就比较好理解他的私奔行为了。其次，他可能已经看破红尘，还有身体健康的原因等等，我很同意管律师的说法，我们不要光看到投资热及投资界光鲜的一面，也要看到投资界背后的艰辛与黑暗，这其中隐藏着PE、VC的腐败，我估计王功权看到了其中的内幕，看破红尘与心爱的女人私奔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投资公司的老总，手中的钱是别人委托你投资的，从担当与责任的角度，他的行为是对投资人的一种不负责任。但从另一种角度讲，离开他，公司照常运作，说明他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完善合理有效的。

 

　　潘跃新：我认为竺稼的做法是不对的。国美之争中，陈晓实际上是靠着冰山在作战，贝恩投资纵使支持了他，这把赌对了，陈晓把业绩做上去，股价上去了，但贝恩投资得利后还是要走的。如果业绩做不上去，他就不支持你了。而黄光裕作为控股方则是长期存在的，陈晓回避不了。我的观点是，如果投资行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基金绝对不应介入股权之争。王总是否认为投资圈是让人景仰的行业？

 

　　王豪文：任何行业都有它的成长空间，中国有句话叫，行行出状元。只不过在目前，中国的企业在和资本对接的过程中，有了投资银行和投资家，能使企业更好地腾飞。不是说他们让人景仰，只不过是因为现在中国的企业缺钱、缺这个，需要投资银行家的存在，所以这个行业好了。但是这个行业做不好了依然亏钱，而且亏得很严重。我建议做这个行业前先需要读懂它，深刻认识这个行业的高风险，并且得具备这方面专业的人才团队。

 

　　潘跃新：请各位谈一下，投资基金未来发展的态势，以及如何来规范。

 

　　管建军：我总结了四点，1、投资基金来源越来越多样化，包括本土、外资、民间和政府等多个渠道，2、投资方向也越来越多样化，目前是受上市高溢价驱动，更多投到IPO，随着市场和投资基金的成熟，可能会分散到各个阶段和领域，支持企业发展、提升企业素质，3、相关行业监管越来越成熟和完善，4、行业本身也越来越成熟，以前是泥沙俱下，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会更多是精华。

 

　　王豪文：这个行业马上就要出事，投资基金行业将会死一批，现在钱太多，项目高价进去了，风险增大了，创业板下跌了，投资基金亏损了，一亏损出资人就要赎回了。所以我认为这个行业将在不多的几年就要大浪淘沙了。

 

　　潘跃新：在资本市场中，律师、保荐人、注册会计师、咨询师都要牌照的，投资基金以后是否该发牌照，投资人是否会像律师参加非常难考的考试后，再取得资格。

 

　　管建军：现在发改委已经在做了，5个亿以上规模的要求备案，对相关人员也有所要求。在海外像类似的投资机构，有些国家是有一定准入要求的。

 

　　王豪文：考试够格的人未必基金管理得好，考试是否合格不是能否成功做投资的前提，不能用考试来衡量，只要是出资人看准了管理人，人家之间有一种默契就合理了。

 

　　胡峥：牌照只是一个形式，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比如说食品安全、比如说央企的不少丑闻，无论事大事小，最缺少的是诚信，这不是一张牌照，加一道门槛所能解决的。我们的很多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而是在执行层面上有法不依，违法成本太低所造成的，这是相当后怕的事情。全民投资热我们看到了什么，如最近的创业板、中小板跌的这么厉害，包括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被“人人喊打”,就是相当部分的创业者不是为了上市后将企业做大做强，给股东和社会持续的回报，而是做假账、虚增利润，圈钱套现，一走了之，而不少中介机构沆瀣一气，让人寒心。

 

　　潘跃新：今天话题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嘉宾精彩的发言！